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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因为发起反唐叛乱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
虽说，最终大唐王朝还是以及其惨痛的代价镇压了安史之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朝已解决了藩镇之祸。
在唐代后期的藩镇里，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藩镇对外作战，中原藩镇则镇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河朔藩镇与中原藩镇在割据与防割据的相持关系上，中原藩镇与边疆藩镇在维系内外均势的平衡关系上，边疆、东南藩镇与中原藩镇在武力和财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从而，唐朝相对稳定统治了一百多年。
但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直到大唐王朝覆灭的百余年时间里，各大藩镇虽然从名义上效忠于朝廷，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还是暗流涌动。
唐朝的国力，在玄宗登基后的天宝年间达到巅峰。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朝的国力急速下滑。此后，仍有安史残党在河朔地区活动，与朝廷分庭抗礼。由于，此前朝廷在岭南乃至江南一带设立了大量藩镇，朝廷日渐衰微的控制力已无法控制各大藩镇，只能坐视藩镇割据。
不过，此时的唐朝与没落时期的东汉有本质上的差别，并未因群雄割据而变得奄奄一息，反而，统治中原长达一个半世纪。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亦与藩镇割据有很大的关系。各藩镇与朝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可以说，就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才使唐王朝没在朝夕之间分崩离析。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韩国磐，就针对藩镇崛起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韩国磐认为：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中国的庄院经济蒸蒸日上，大土地私有制成为大势所趋。众所周知，每个统治藩镇的节度使往往坐拥良田千倾，且名下有大量庄园经济。
所以，这些节度使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避免自己的资产受到朝廷的染指，势必会采取一定措施，进而形成藩镇割据的形势。因此，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问题非但没有迎刃而解，节度使们反而竞拥强兵，藩镇问题日渐恶化。
许多史学爱好者赞同这一说法，并进一步推断，藩镇兵强马壮，且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特别是战斗力强横的牙军，原本这些军队都是地方富豪的私人武装，也是藩镇地区地主阶级的武力代表。各地节度使之所以能够手握重兵，离不开这些地方地主阶级的支持。
正是这种军阀势力与大地主经济的紧密结合，使节度使们拥有了割据一方的资本。
不过，也有一部分朋友否定了该观点，他们提出，并非所有藩镇都参与到割据中，例如：郭子仪等一些本身拥有大量田产庄园的节度使依旧安分守己，其治下的地主阶级也不支持、拥护割据。反观同样以大土地所有制治国的北宋，朝廷还曾推行了一套支持武将购买田产的政策，但是，北宋却并未出现割据现象。
所以，藩镇割据是一种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现象，与大土地所有制无关，是一种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的政体形势。
除了上述两种论调外，还有人觉得，藩镇完全受到武人支配，因而，造成割据现象的始作俑者正是军士。这些地方色彩非常严重的私兵出身于劳苦大众，他们以当兵作为谋生的职业，依靠武力巧取豪夺。因此，割据地区的社会基础是完全建立在军士之上的，节度使必须维护这一人群的利益，代表这一人群的意志，才能收获他们的支持。
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藩镇割据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是野心昭彰的节度使，还有最底层的军士。军士是否拥护节度使，都是围绕着利益进行的。
简而言之，“嗜利性”才是导致藩镇问题的重中之重。
还有些学者改变了视角，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提出，五代时期的商人们往往会选择依附于某个军队，许多军阀也会进行经商活动。在利益的驱使下，军阀往往会与商人有债务关系。当军阀选择进行割据时，商人自然会理所应当地成为藩镇的经济后盾。
根据这种说法来看，经济才是割据势力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自唐中期以后，军阀与商人的地方利益大体一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使他们在反叛朝廷的旗帜下联合勾结。商人是藩镇势力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而割据政权又是保护商人利益的保护伞。
实际上，唐朝中期以后的藩镇形势复杂，每个藩镇治下都有相当规模的土地、人民，又有独具特色的私人武装，在财赋上又与中央朝廷互不相关。因此，藩镇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不能将藩镇问题视作某种单一社会条件的产物，而是因各方面社会因素及社会矛盾综合造成的结果。
所以，关于藩镇问题，史学界的观点虽多，却都不尽然，还需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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