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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穆宗之父唐宪宗立志削平诸藩，在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贤相良将的协助下接连讨定了数次藩镇叛乱，并于814年—819年间相继扫灭了南部的淮西镇、东部的淄青(平卢)镇，将其肢解分化，使其余各镇慑服，中央权威远达河朔三镇，实现了短暂的“元和中兴”。
然而，宪宗自即位初年起即开始对藩镇用兵，至持续数年的淮西削藩战争开始后，及819年朝廷对淄青李师道发起的征讨，中央财政逐渐难以应付庞大的军费。与此同时，宪宗本人早已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他炼丹、修宫，渴望长生不死，最后于820年被宦官所弑。
宪宗的猝然死去，留下了一个国库空虚、内部不稳的朝廷，一方面，前朝的弊政正阻碍着新朝的发展，而貌似臣服的河朔三镇其实也正蠢蠢欲动。如何解决这一尴尬局面，成为了新天子唐穆宗的当务之急。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穆宗在宰相萧俛、段文昌、崔植及杜元颖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休兵偃武”的“消兵”之策。
在陈述“消兵”的详情之前，我们插入一段插曲：
初，刘总归朝，籍其军中素难制者送归阙庭，(朱)克融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颖素不知兵，心无远虑，谓两河无虞，不复祸乱矣，遂奏刘总所籍大将并勒还幽州，故克融为乱，复失河北矣。(《旧唐书·穆宗本纪》)
刘总是唐宪宗时的卢龙节度使，掌领着唐帝国东北部的幽州卢龙镇，拥有防边的重任，其地理位置造就了卢龙镇相对独立于朝廷、河朔二镇(成德镇、魏博镇)的特殊地位。可以说，卢龙是对唐廷来说最为难啃，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话说回来，刘总在穆宗即位后，突然请求卸去本可以世袭的卢龙节度使之职，并为朝廷拟下了近乎“完美”的分化卢龙之策：
分卢龙为三镇，分别授“宽简得众”的张弘靖(朝廷文臣)、“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的薛平(忠于朝廷的强藩军阀之子)、“(刘)总妻族之亲”的卢士玫(卢龙本土利益代表者)分别管辖。
这三个人选，可谓是刘总煞费苦心的成果，足以使各方都相对满意，也使军心更易安稳。而为了更加彻底地执行这一策略，确保哗变不会发生，刘总还将麾下骁勇善战、难以控制的大将朱克融等人送至长安，请求朝廷对其加以奖赏任用，赚得卢龙军民的好感度。
可惜的是，朝廷对于刘总的良策，基本未予施行。不但未将卢龙分为三道，反而只派朝廷代表张弘靖改任卢龙节度使，更糟糕的是：张弘靖的自大宽纵使其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朝廷大失军心。而对于在京的朱克融等，几乎是冷漠搁置，使得他们不但未得分毫奖赏，“兴冲冲来、忿穷穷去”。
言归正传。与此同时，朝廷之中，皇帝、宰辅都认为“两河廓定，四鄙无虞”，宰相萧俛、段文昌顺水推舟，开始反复推销自己的“太平之策”：
1、休兵偃武;
2、暗中允许各镇士兵，每一百人，每年可以“逃死”离开。他们称此计为“消兵”。
其实，“消兵”这一削减军队的举措，是时势必然，迟早都要进行的。但或许是时机不对，或许是执行者的草率(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最主要的)，这个初衷合理的政策，反而使得逃散的士卒聚入山中为盗贼，威胁地方治安。
更严重的是：卢龙张弘靖被士卒推翻，朱克融篡权，使得河朔诸镇再次陷入动荡。继而的连锁反应是成德、魏博的相继叛乱割据，朝廷自此“永失河北”。
正是在河朔地区重燃战火之际，潜入山中为盗的士卒又给了唐廷一次沉重打击。他们被叛将朱克融、王廷凑(成德镇)等招揽至麾下，而对面的朝廷想要从各镇抽调军队，才发现“消兵”之策造成的兵力不足的恶果。为了扩充军队，朝廷开始征募一些“乌合之徒”，如此情况下，财政更加紧缩，而前方大将备受牵制，又不能发挥全力，致使屡遭失败。
最后，朝廷只得承认河朔三镇的再次半独立状态。《旧唐书·萧俛传》对此总结道：“(朝廷)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此言虽不能面面俱到，但也是一针见血的确论了。
书生误国，自古有之。可以套用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朝廷的几位太平书生，想的的确没错，但他们不懂得时机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一次或可避免的灾难再次发生，影响唐朝晚期政局颇深，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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