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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国之命脉也。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必定会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秦汉时期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所推行的许多改革和措施，不仅对当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汉朝来说，汉朝历史上的汉武帝所进行的财政改革便是这些改革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一改革不仅对后来汉朝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地影响，甚至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内在诸如豪强问题等诸多矛盾与外在战争威胁的联动推力促进西汉武帝的国家财政改革的施行
首先，从汉王朝内部来看，整个王朝内部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就是关于如何抑制豪强势力的问题。这里的“豪强”包括诸侯王、外戚、贵族等。这些豪强凭借自身的政治权力，享有免税、免役等一系列的特权，甚至利用这些特权参与商业活动和土地兼并，因而形成了商人、地主与官僚的“三位一体”。而这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平衡，并且威胁到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西汉疆域图
加之西汉初年，民生凋敝，而政府的管理能力较弱，因而允许民间开发铜铁盐等自然资源，这也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导致了商人的势力急剧扩张。虽然在法律层面上规定工商业者不能为官为吏，但这些富裕的商人可以通过自身财富购买土地的方式成为地主，进而进入官僚阶层获得权力。这样的作法加剧了“三位一体”的趋势，使得二者相互配合，导致了豪强势力的愈发强大，不断侵蚀着中央的权力。
其次，在对外策略上，西汉初年，由于王朝更替而带来的战争的缘故，造成了西汉初期的国力衰弱，因此在对待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上，新生的汉王朝采取了忍让的政治策略，所以在军事支出的较少。而至汉武帝时期，由于汉武帝的雄心壮志，因而军事支出不断加强，其比重也大幅度提高，这也导致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前面的国家积蓄消耗殆尽。
此时，整个汉王朝极需新的财源来弥补由于军事上的支出所带来的亏空，以达到财政上的平衡。
二、以币制的合理改革和像盐铁归为国有的多种开源节流的方式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
(一)、币制的改革。币制混乱且失控是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史为鉴，故而在汉武帝时期，为了保证中央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的需要，所以汉武帝十分注重国家币制问题
汉朝的币制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三铢钱、四铢钱还有皮币等等。公元前113年，推出了通行后世几百年的“上林三官钱”，也就是五铢钱。而这次改革最核心的要素便是规定铸币权由中央垄断。西汉初年，由于整个国家经济落后，中央政治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地方势力强大，所以为了笼络地方势力而保证国家的稳定，中央政府在货币铸造权上做出让步，允许一部分封国、贵族甚至宠臣自行铸造钱币。
币制改革
随着西汉国力的缓慢恢复，经济也日益繁荣。由于各个地方势力有铸造钱币的权力，所以各地方官府、王侯等大量铸造货币，更为严重则是通过操控官私货币之间的比率的方式来谋取利益。而这些做法扰乱市场、破坏了经济秩序，威胁着政治和社会稳定。
进行的财政改革首先便推行货币改革，而这一货币改革方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敛财，即规定王侯宗室在朝觐时，必须使用白鹿皮币和白金币，前者白鹿皮币是皇家上林苑用白鹿皮做的垫子，每张皮价值40万钱;而后者白金币则是用银、锡合铸而成，作价更高。
无论是白鹿皮币还是白金币，都是中央政府专门向富商发行使用。此外，在民间则推行三铢钱、五铢钱改革。这些币制改革的推行，使得诸侯所铸的钱不能正常流通，因而达到了由中央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削弱地方势力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以开源。“算缗”是指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指通过鼓励告密检举的方式来打击逃漏“算缗”的行为。而其具体操作是：让商人自报资产等，并对这些财产征税，禁止商人占有土地
如果商人隐瞒自身财产的实际情况，若一旦被人告发，则没收商人的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而对主动告发者，则用被罚之人的财产的一半为奖励。因而在短期内，这一政策取得了极为重大的效果：
“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算缗”征收场景
“算缗”与“告缗”这两种方式相互配合，极大地打击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也为中央获得了大量了财富。
(三)、其他开源节流的措施。首先便是盐铁专卖权力收归中央。在汉武帝前，盐铁等行业是允许私人经营的，而政府只是采用收税的方式从中获取少量利润，这也正是是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的一部分
在汉武帝时期，“内兴工作，外事四夷”的实际情况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财政上的负担，这也就成为了汉武帝实施盐铁改革的重要原因。这一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置隶属中央的盐官、铁官等职位，并建立以中央为核心的关于盐铁业的国有式的网络和决定取缔私营的盐铁业。
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宣布对盐铁实行专卖，而这实际也就是实行对盐铁的全面垄断以谋取垄断利润的方式，来获取财政收入。
其次则是卖官鬻爵的做法。卖官是豪强不仅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手段，也是通过权力来获取并保障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而鬻爵不仅可免刑，还可以免役，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被任命为官吏，这些都是商人们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
卖官鬻爵
最后采取均输法。这一套方法实际上是一套官营国有的商业体系。其具体做法是:中央在各个地方设置均输官，当诸侯进行进贡时，部分质优、价贵和体积小的则由均输官直接运达京师;而其他物资则是一律交给各地方均输官运到其他缺货地方进行出售而不再运往京城。
这一做法表面上是避免所供应物品价值低于运送地运输费而造成的浪费，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以此为借口而开展官营商业活动，以谋取商业利润增加财政收入。而政府不仅获取了全国各地的特产，也达到了平抑物价的目的。
三、稳定而又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府与知人善用的有效方式促使财政改革的成功
首先，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所提供的政治保障。西汉初年采取的“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虽让整个国家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也为后来的许多问题埋下了祸根。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受损，而地方势力的权力则愈发地强大。
而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国力空前强大，加之经过汉武帝的多年经营，尤其是“推恩令”的颁布，从而使地方势力不断被削弱，直到再也无法和中央抗衡，故而汉武帝所推行的财政改革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顺利施行。
汉朝推恩令
其次在财政改革过程中的知人善用，从而让改革得已真正的落实。比如在对待商人的态度上，汉武帝不再坚持汉初以来的“困辱之“的抑制政策，而是大胆选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并给予重任。身为商贾之子的桑弘羊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因其出众的经济才能而深得汉武帝信任，不仅制定并实施了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还执掌中央财政大权长达三十余年，从而为汉武帝建立不世之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见知人善用的重要性。
四、西汉财政改革的成功对于汉朝后期乃至后世中国的有利与不利影响
首先，通过一系列财政改革，在主观上达到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的效果;也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农业发展的效果。同时还通过解放大量奴仆使国家补充了劳动力，从而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官营手工业的崛起。
其次，通过币制改革而施行的货币五铢钱，维持了整个王朝的经济系统的稳定，不仅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和平抑了物价，还为国家的军事行动的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确保了汉武帝后期时的对中央集权的继续强化和对外扩张的稳定性的继续。
汉武帝
从其弊端你来看，在汉武帝的财政改革后，工商业者纷纷采取“以末致富，以本宁之”的方法，转而将自身的财富投入到土地的购买中。这也就使得这些工商业者必然地巴结官僚，从而出现商人和政权结合的情况的出现，加剧了土地兼并，促使了封建政权的腐败，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其次，通过利用国家政权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强行剥夺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做法更是饮鸠止渴。这种方法的长期使用延缓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并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
最后买官卖官的风气严重地败坏了封建官僚制度。比如在汉灵帝时期，出现了对官职的明码标价，而这也势必会导致这些买官之人在到任后会拼命地压榨农民来弥补自身地损失，从而使得社会地矛盾会不断地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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