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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灭亡以后，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建立南宋建炎三年(129年)二月，赵构到杭州并将该城改名为临安，定为京都。其时，各地军民都纷纷起而抗金，阻止金人南下。到了13世纪初，北方的蒙古人逐渐强大起来，不但威胁着金政权的安全，而且在金灭亡后又南下攻宋。因此这一时期战争频繁，出现了南宋对金、金对蒙古、蒙古对南宋和对外的多种战争。这些战争前后相继、犬牙交错，参战的各方都力求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大量制造已经定型的火器和创制新型的火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火器的发展。

　　一、南宋时期火器发展的概况

　　宋室南渡以后，北方居民也大量南迁至两浙，使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和科学技术都有新的提高，都城临安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聚集了具有各种技艺的工匠与专门人才，拥有发达的军器、造船、印刷等手工业。临安的军器手工业，以开封迁来的军器手工业为基础，建立了御前军器所。

　　御前军器所既是军器制造的管理机构，又辖有规模巨大的军器制造作坊。这些作坊分工严密、工艺精细，平时共有固定工匠2000余人，杂役兵500多人，最多达5000多人。他们大多从两浙、福建招来，每年制造各种军器达300多万件，装备军队使用。按当时规定，军器制成后，先要送便殿检验，合格的军器作为样品，颁发各地仿制。当时除临安以外，不少军事重镇都设有火药与军器制造作坊，具有一定的制造能力。

　　据南宋大臣李曾伯在宝祐五年(1257年)调查静江(今广西桂林)兵器贮存情况的报告中称，荆淮之地经常存有铁火炮(即铁売火球)10多万只，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每月就能造铁火炮1000——2000只。又据《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九记载，当时的建康府(今江苏江宁县南)在两年三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创造、添修火攻器具共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四件”，其中仅创造的就有“三万八千三百五十九件”。

　　上述统计数字说明，建康府的军器手工业部门，在13世纪60年代制造火器的能力已蔚为可观。从所制火器的种类看，主要有射远的弓火药箭与弩火药箭，它们创制于北宋初，至此时已成为主要的火攻箭;爆炸性火器铁火炮不但数量多，而且有五种规格，大者10斤，小者3斤，既可用抛石机抛掷，也可用手投掷，可以认为它们是当时使用较多，毁杀威力较大的爆炸性火器;霹雳火球与蒺藜火球，仍沿袭北宋初创制时的形制构造，发挥其作用;除了原有的火器外，还出现了新创制的火筒，其形制构造和用途，当与《宋史》记载的突火枪是同一类的管形射击火器。

　　据说在南宋度宗时(12651274)，由于建康府生产的火药数量多，因而不得不“政筑炮药库”以作贮存火药之用。仅建康府在两年三个月内就能制造这么多的火器，如果集当时的首都临安及南方各大府所制造的火器，那么每年至少也当在数十万件以上。

　　二、北宋的灭亡为金军火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金军在攻陷汴梁和灭亡北宋的过程中，由于占领了汴梁等许多地方的火药与火器制造中心，留用了其中的汉族工匠收缴了宋军多年贮备的火器，延用了设备先进和齐全的火器制造作坊，从而为金军大量仿制和使用火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又由于金军占领了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今属河北)等产硝的地区，因而也为火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金人首领重视兵器生产，他们在建国后即建立一整套的兵器制造机构，以兵部掌兵籍、兵器等重要军务，并设立军器监专掌兵器制造事宜。军器监下辖军器库、甲坊署和利器监等制造、修治和贮存军器等机构。此外，诸京还设立了都作院，管理各地的兵器制造。

　　由此可见，为了同宋军作战，金军也在自已的统治区域内，建立了完整的兵器制造系统。为了保证所制兵器的质量，规定在“军器上皆有元(原)监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损害，有误使用，即将元监造官吏依法施行，断不轻恕”。由于各种规定严格，所以成品质量都有保证。基于这些原因，所以金人不但能够较快地仿制和使用宋军装备的火器，而且还能在战争过程中，发挥其创造才能，把北宋初的纸壳火球，发展成先进的铁壳火球“铁火炮”，以及创制了单兵使用的飞火枪等新式火器。

　　三、宋金之战中火器的使用

　　南宋前期，除陈规创制的长竹杆火枪以外，其他各地军民，仍然使用火球与火药箭进行抗金作战。同北宋末年的抗金作战相比火器在南宋抗金作战中的使用，已有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首先是扩大了使用范围，它们除在攻守城战中使用外，已用于水战和野战，从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次是增加了使用数量作战中万箭齐飞，百炮并发的壮观场面已屡见不鲜;其三是提高了火药威力，从利用火器的燃烧性，已发展为初步利用火器的爆炸性。这几方面的发展，可以看出南宋初期火器的改进情况。

　　(一)用火球与火药箭进行水上火攻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金军统帅完颜亮命工部尚书苏保衡督造大量战船，准备南下攻宋。至三十一年八月，完颜亮统兵60万(一说40万)分四路大举攻宋。海路由苏保衡与浙东道副统制完颜郑家，率水师直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军行至胶州湾的松林岛时，遇风锚泊。

　　宋将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李宝，已奉命率水军3000人，乘战船120艘，先于完颜郑家到达胶州湾的石白岛附近锚泊，待机抗击南犯金军。当李宝得知金军水师至松林岛消息后，即指挥水军趁顺风向金军战船发射火药箭，抛掷火炮。箭中船具后，烟焰旋起;火炮所击，烈火腾飞。金军战船多为灰爆。最后，李宝又命壮土跃登残存的战船，全歼金军。金军主将完颜郑家丧命。

　　此战在《宋史李宝传》和《金史郑家传》中都有记载，但具体内容稍有不同，前者说用“火箭环射，箭所中，烟焰旋起，延烧数百艘”。后者称宋军“以火炮掷之，郑家顾见左右舟中皆火发，度不得脱，赴水死”。但两者说宋军以火器取胜的事实是雷同的。这些记载表明，宋军在陈家岛附近水域进行的水战中，使用了数量较多、燃烧较猛烈的火药箭与火球，取得了水战的胜利，为水战中运用火器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提供了最初的经验。当年，朝廷大臣虞允文还指挥宋军，在采石之战中用霹雳炮打败了金军。

　　(二)用火球进行野战

　　南宋抗金将领魏胜，在隆兴元年(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数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数百辆各安数十支火枪的如意战车。车前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毂，可蔽士兵50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全，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于阵前，弩车为阵门(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发能射数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200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抛射火球，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相结合的远距离杀伤和推毁作用;近阵门时，则刀斧枪手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则拔营追击。

　　魏胜创制的炮车和如意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并下令各军仿造使用魏胜创制的炮车实际上是一种车载抛石机，它不但能抛射石弹，而且能抛射火球。火球装入抛石机后，增加了机动性，使其能够“进出具利”，“伺便出击”。在出击时，又以火球和弓弩为第一波次，刀斧和长枪为第二波次，逐次杀伤敌人，充分发挥各种兵器在野战中的作用，收到综合歼敌的效果。

　　(三)用爆炸性火球进行守城战

　　南宋军民在抗金作战中，不但利用纸壳火球的燃烧作用，焚烧金军的人马和战具，而且把纸壳火球发展为初级爆炸性火器，直接用以炸击金军人马。据当时襄阳守将赵淳的幕客赵万年在《襄阳守城录)冲记载，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二月，赵淳率宋军用霹雳炮守襄阳。当金军来攻时，宋军多次以緙雳炮爆炸伤敌。第一次，赵淳率守军千余人，于半夜出击金军，并“用霹雳炮打出，城外虏人惊惶失措，人马崩溃”;第二次，当金军拥并攻城之际，赵淳即令城上“擂鼓发喊，并打霹雳炮出城外，虏騎惊骇，退走”;第三次，赵淳指挥宋军1500人，乘雨夜驾船30多只，备霹雳炮、火药箭，潜驶至敌营岸边，乘敌人疏于防备之际，突然向敌营抛放霹雳炮，射火药箭，敌人马惊乱，自相蹂践，“死伤二三千人，马八九百匹”。

　　四、结语：

　　上述情况表明，在南宋前期的80年中，南方各地在火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四：其一是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管形火器长竹竿火枪;其二是增强了火球与火药箭的焚烧威力，并增加了在作战中的使用数量;其三是利用车载抛石机提高火球在作战中的机动性;其四是把燃烧性火球发展为爆炸性火球。就在赵淳于襄阳城上把纸壳爆炸性火球掷向金营后不久，金军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用其新创制的铁売火球进行了攻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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