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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这一年对于苏轼来说，是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宋朝爆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一代文宗苏轼被卷入风波，差点身死，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案发前夕，暗流涌动

　　“乌台诗案”发生以前，没有人会想过苏轼有一天会沦为“鸡犬”，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毕竟，他是文坛领袖，朝中大臣，深得皇帝赏识，连王安石王大人都没办法将他怎样。

　　可是，也正是过于的自信，令苏轼忘记了，政治斗争向来是残酷无情的。苏轼是一位“浪漫主义和务实主义相结合”的政客，这让他魅力四射，但也让他格格不入。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主持变法改革，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客观地讲，当时的北宋弊病丛生，确实需要变法，但是苏轼却一直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激进的变法十分不满。苏轼常常在新法实行的时候形诸吟咏，借诗词文章对变法中的弊病进行讽刺，对一部分新派人士进行讥讽。

　　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雷厉风行，他为了确保变法进行，打压排挤过不少反对派官员。苏轼作诗词讥讽新法，新派中早已有不少人对他不满，想要找他的麻烦。熙宁六年(1073年)， 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他看到苏轼的诗稿以后，认为其涉嫌诽谤朝政，于是上呈神宗。

　　不过，这时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尽管宋神宗对他非常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就对他不设防了。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神宗很在意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他不会让保守派阻碍到新法的实施，但他同时也不会让朝中失去制衡新派的力量。因此，沈括的弹劾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重视。

　　神宗对于沈括弹劾的忽视令苏轼更加自信，他坚信神宗会秉持正义，也认为自己应当替百姓说话，抨击新法中的弊端。所以，苏轼继续或明或暗的讥讽新政。可是苏轼不知道的是，随着神宗将王安石罢免，变法主持者已经变为神宗本人，苏轼继续抨击新法，早已经令朝中暗流涌动，只是，单纯的苏轼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诗案爆发，举国震动

　　元丰二年(1079年)，外调多年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这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调任，苏轼也按照惯例，向皇帝进了《湖州谢上表》，但他却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还差点让他丧了命。

　　这年七月，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李定等人认为，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写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在攻击朝政，抨击新法，讥讽皇帝。这次御史台的弹劾没有再石沉大海，神宗震怒，下令御史台抓捕苏轼。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情谊深厚，他得知消息以后，立刻告知苏辙，让他转告苏轼。苏轼得知自己要被抓以后，仓皇无措，他连忙告假，回到家中。可是，前来押解苏轼的皇甫僎态度却十分强硬，没有给苏轼任何面子，直接将他押解回京。

　　《孔氏谈苑》里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曾经的文坛领袖，如今却沦为“犬鸡”，这令人们无法接受，可是，苏轼的苦难却刚刚开始。在御史台的监狱当中，苏轼被连番审讯，审讯人员将他“有问题”的诗文全部列举出来，问他其中是否蕴含讥讽的内容和含义。更加阴狠的是，这些诗文大多都与苏轼的好友王诜，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人有关系。

　　这样一看，御史台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是想借这个机会，将旧派的势力一网打尽，至少也要杀一杀司马光等人的锐气，至于苏轼，他们则想将他置于死地。

　　可是，御史台的证据却少的可怜，他们的所谓“供状”，大多都是构陷，且十分牵强附会，比如监察御史行舒亶根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仔细一看，就可以发现御史台的弹劾很多都是捕风捉影，解释也十分牵强附会，但是这又如何，当他们想要说苏轼的诗文是在讥讽朝政的时候，关在监牢里的苏轼，又能如何辩解呢?更何况，神宗对苏轼，真的起了杀心。

　　然而，苏轼并非孤立无援，乌台诗案可谓举国震动，不少人都出面营救苏轼。当神宗依旧犹豫不决时，宰相吴充对他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曹太后也替苏轼说话：“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就连已经退居金陵，曾为苏轼政敌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宋史》)章惇等人亦出面力挽。由于苏轼很得民心，他下狱受审以后，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也天天为他焚香念佛，祈祷平安。

　　众人的营救，加上北宋厚待士大夫的传统，最终令苏轼捡回来一条命，他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结束。不过，这场诗案牵连甚广，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被削除一切官爵;王巩被发配西南;苏辙由于家庭连带关系，遭受降职处分;司马光等苏轼好友也受到处罚。

　　“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场诗案，令他明白官场的残酷，也让他倍加珍惜自己的一切。苏轼的写作风格在乌台诗案以后有了巨大的转变，这也让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进一步。可能，苏轼苏东坡，本就不适合尔虞我诈的官场，写诗作词，为民修堤，才是他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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