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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八戒第一戒就是戒杀生，杀其他动物都难以被佛教容忍，更不用说杀人重罪。可是，在北魏末年，却有一场由僧侣掀起的起义，平日里在寺院里吃斋念佛的僧侣们纷纷拿起刀枪武器，造官府的反。不仅如此，这些僧侣还大肆杀生，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计其数，其领导者更是提出“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鼓励僧侣们杀人。而这场不可思议的僧侣起义，就是北魏末年发生的大乘教起义，也叫做法庆起义。
顾名思义，这场起义的领导者就是法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僧人，但他却不是北魏第一位起来造反的僧人，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僧侣“离经叛道”，聚众造反。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令这些信仰佛教，大讲慈悲仁怀的僧侣们好似丧心病狂一般，举起屠刀呢?
其实在北魏时期，佛教十分盛行，皇帝们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扶持，建国初期，道武帝就下令：“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北魏皇帝还时常为僧人赠送礼品，《魏书· 释老志》记载：“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朝廷这样礼遇僧人，僧人们为何还要造反，难道是他们恃宠而骄，想要取代皇帝不成?实情当然不是这样的，被朝廷扶持的僧侣们，拥护北魏政权还来不及，又怎会生出反心，毕竟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都是朝廷赐予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北魏的朝廷对于佛教众门派是区别对待的。
北魏重视佛教不假，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既然是统治工具，朝廷自然就需要挑选影响力大、根基深的僧侣和门派，重点扶持他们，至于其他贫苦的僧侣，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北魏对于僧侣们的差别对待是极为严重的，地位高的僧侣可以时常觐见皇帝，寺院盖得到处都是，坐拥数不尽的土地和奴婢，可是地位低的僧侣却连吃饭都成问题，甚至就连聚徒传教，也会遭到官府的禁止。在官府眼中，这些僧侣是异端，是应该打击的存在。而社会矛盾，就这样迅速激化起来。
起先，只是少部分僧侣不满现状，攻击官府扶持的寺院，烧毁寺庙，焚烧经书，以示抗议，然而当官府镇压以后，这种运动很快转化为大规模起义。延兴三年(473)，沙门慧隐反，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于京都平城反;十四年，沙门司马惠御于平原郡反;延昌三年(514)，沙门刘僧绍于幽州反，自称净居国明法王。参与造反的，不仅有被视为异端的僧侣，还有大量的世家大族和下层平民。接连不断的造反令北魏朝廷感到威胁，他们派出大军，对刘僧绍等人的起义进行镇压。
刘僧绍起义是北魏僧侣起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支，但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被北魏官府残酷镇压。镇压刘僧绍起义以后，北魏官府屠杀大量教众，颁布禁令，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杜绝造反。可是，令北魏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刘僧绍被镇压的次年，就爆发了北魏末年乃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僧侣起义，大乘教起义，即法庆起义。
法庆是北魏冀州的一位僧人，关于他的生平在史书上记载的并不详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北魏末年僧侣起义中最凶悍的领导者。延昌四年六月，沙门法庆、惠晖等人在勃海李归伯的支持下，率僧侣在武邑郡之阜城起义。法庆将李归伯封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他则自号大乘，就这样，一套较为完整的起义班底组成。
法庆的起义军战斗力很强，这要归功于他残酷的军功制度。法庆规定，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以此类推，杀敌越多者，封号越高，也就相当于官职越高。同时法庆还不顾佛家戒律，他不仅自己取尼姑为妻，还将大量尼姑以及女子赏赐给部下，以激励他们作战。这样的军功制度，与当初的秦国非常类似，所以，法庆的起义军当中尽管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僧侣和平民，但他们却悍不畏死，凶悍嗜杀。
与此同时，法庆还大规模清洗佛教的其他门派。法庆以“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为口号，取佛经当中“弥勒下生成佛”的说法，传播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的思想主张。法庆起义军所到之处，寺庙皆被焚毁，佛经无一幸免，法庆这位僧人，反而给佛教带来巨大的灾难。
法庆造反初期，连战连捷，起义军也发展迅速，达到五万之众。不过，法庆的残暴也使得他失去了民心，其他佛教门派纷纷抵制法庆，普通的百姓也对他们避之不及。七月，北魏朝廷反应过来以后，以元遥为征北大都督，领军十万，前往冀州镇压法庆。九月十四日，法庆的起义军在多方围攻下兵败，法庆﹑惠晖等头目全部被捕殉难，不久以后，李归伯也被乱军杀死，法庆起义被彻底镇压。
可是，北魏朝廷依旧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在镇压法庆以后，没有安抚当地百姓，反而屠杀数万教众。北魏以为通过屠杀，就可以令异端僧侣和百姓们们胆怯，不再敢造反。但是北魏朝廷不明白，接连不断的僧侣起义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的，而这也为之后的六镇起义埋下伏笔，最终导致北魏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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