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都知道，虽然，宋朝继承和发展了唐朝的一些政治制度，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在思想上，唐朝开放包容，但是，到宋朝时却趋于保守;唐代主要尊崇老子和儒家学说，整体气势雍容豪迈，宋代尊崇孔子的儒家学说，思想比较迂腐，对外政策既保守又软弱。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究竟是什么使得唐、宋两代展现出了不同的国家风貌呢?其实，这一切都来源于宋朝统治者对武力的恐惧。
从唐朝的开元盛世到宋朝建国之初，其间跨度二百二十余年，中国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先是著名的安史之乱，再是藩王们揭竿起兵、群雄割据，之后，更是经历了混乱不堪的五代十国。尤其在五代十国，臣子们弑君篡位和发动兵变，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这一时期，每个政治人物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时刻，都如同烟花一般转瞬即逝。当时，欧阳修曾做过一个统计：“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五个朝代里，中国一共改换了五个统治家族，经历了十三个皇帝。其中，有八个皇帝因为国家灭亡被杀，最年长的十多岁，最年幼的不过三四岁。”
在这样一个以“力量”为强者的时代，骨肉相残更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当梁朝被灭的时候，太祖八个儿子(包括养子)全都被人给杀死。在五代的十三位皇帝中，只有唐庄宗和周世宗，有几个子嗣存留，其余的皇帝子嗣全都被人连根拔起。可见，在以武力为尊的时代，一切都不能长存。
人们想尽方法获得荣华富贵，却在转瞬间变成了泡沫。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每个人都可能以悲剧的结局收场。所有，发动兵变夺得政权的赵匡胤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想再重复这样的悲剧了，更想结束这一切，还天下一个太平。
那么，他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方法只有一个，那就重新创建一个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比武力，变成“以文说话”。
所以，宋朝政治制度的首要特点，便是：从各个方面防止武力的发生。建国不久后，赵匡胤邀请功臣们一同庆功，并在宴会上戏剧性地从几位极有实力的将军手中收回了军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接着，他又想方设法发展和完善专制集权，以巩固宋王室的权力和地位。
在当上皇帝以前，赵匡胤是后周的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皇宫禁卫军的统帅。因此，他很清楚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成就怎样的大业。所以，在设置宋朝的官制时，赵匡胤就把禁卫军的统帅权一分为三：
殿前都指挥使(殿帅)、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马帅)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步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帅”。“三帅”分别掌握着不同的军权，彼此之间互不关联且相互牵制，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同时，赵匡胤还设法分开了军队的指挥权和调动权，即：“三帅”虽然可以训练和指挥禁卫军，但却没有办法调动禁卫军。使得军队的调动权归属枢密院管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枢密院批准的文件，任何人都不能调动禁卫军，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兵变的发生。
除了这些措施之外，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官叛乱，还从各个方面设法限制武将，以降低武将在朝廷和国家中的地位，让武官远离政治权力中心。
所以，每当讨论国家大事时，武官的参与感都很低，他们基本上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另外，为了减少人们对武官的兴致，宋朝在文武官员的升迁上，也作了不同的规定：文官升职容易，只需要经历三次周转就可以了;而武官想要升职不仅困难，要转九次，还有诸多限制。
所以，在朝廷上，武官总会觉得自己比文官低一等，以至于，连官至枢密院的武官，在路上看到了士大夫的车马，都会主动下令让马夫避让。然而，处处限制武官后，赵匡胤仍然感到不满意，于是，他又想尽办法给“武器”戴上了枷锁。开宝三年，赵匡胤发布了一条令人寻思的法律法规：
“在京城中，无论是文人士子还是普通百姓，均不能私自保存兵器。”
很显然，他这样的做法是不想以后有人用刀棒把他的子孙赶下台。之后，在淳化二年、天禧五年、景佑二年、庆历八年、嘉佑七年、宣和六年和宣和七年，宋朝先后七次下令禁止个人私藏武器，并且，禁令范围逐渐从京城拓展至全国，武器的类型也渐渐从军队兵器扩展到了百姓日常使用的刀具。
在宋朝的时候，南方天气湿热，树木丛生，为了方便开垦荒地以种田，百姓经常带着一种叫袴刀的刀具。但是，在天圣八年，宋仁宗却把这种刀具划入到了禁令范围。景佑二年，皇帝再次下令规定：无论是使用袴刀者，还是造刀者，只要被发现私藏袴刀，都要按私藏兵器罪处理，受到严厉的惩罚。
到了天禧五年，皇帝更是下令：民间用来祭祀和社戏的仪仗刀枪，也不能使用。宣和六年，朝廷规定：哪怕是带刃的物品，也通通不准使用。
那么，当民间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没有刀枪可用怎么办呢?
对此，朝廷有这样的建议：可以用木制的兵器代替，然后，贴上一些锡纸以代替真兵器。可见，宋朝的皇帝都被历史中的刀光剑影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为了防止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竟对武器产生了过度的神经反应。
其实，在给武官和武器铐上枷锁的时候，赵匡胤可没忘记把文官关进笼子中。
为了解除文官对皇权的潜在威胁，赵匡胤巧妙地运用了“分权”和“制衡”的办法。他首先把宰相的权力切分成军权、行政权和财权，然后，把军权交由枢密院来掌控，设立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来把持部分行政权，又设“三司”来独掌财政大权，以此分割掉宰相的财权。
此外，赵匡胤还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并规定每个官员的任期时长最多三年。而且，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独断政权，他在各个地方都设置了通判，以此来监督知州。后来，他又把各地的财政大权交由转运使来管理，从而，达到取消地方对财政的处理权、削弱地方财政的目的。
虽然，宋朝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冗官”代价，但终算还是加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排除了贵族能够起兵叛变的一切可能性。从此以后，宋王室百年统治无忧，独断专行，群臣不与之争。可见，赵匡胤虽然出身于武将，但却酷爱读史书和思考。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简直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
所以，宋朝的政治制度不仅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新境界，还实现了自秦以后中国政治制度一大升级和飞跃，大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从宋朝开始，人们不再以上战场、立功勋为荣，民间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做人不要做军人，做铁不要做尖针。”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宋朝时期，无论宋将们立了多大的功劳，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远远比不上文臣。甚至，有人针对此现象做了一首诗，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即使武将们率领十万军队，收复了幽云十六个州县，凯旋而归，被人尊奉于太庙中，也比不上一个文人中状元的荣誉。”
就这样，男人开始由崇武变成了崇文，他们日复一日地沉醉在书中的世界，在浅词轻唱中慢慢送走了时光。由于，极少运动和整天读书，所以，他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差，性格越来越内敛。
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人们都崇尚读书，好为科考做准备。即使人们天生武力卓越，也毫无用武之地，且粗鲁和彪悍已经被排除在上层社会外，社会上已经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于是，武事渐渐被荒废，民风日渐柔和，男人文弱得像生病了的人，说话像女子一般轻柔，性子温柔得如同菩萨，胆子大得像被驯服的羊。”
可见，赵匡胤虽然费尽心思保住了宋王室的统治地位和利益，但却失去了能够保家卫国的人才。尽管在宋朝的统治期间内，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物质实力远远高于四夷，但战斗力不足的军队和权力过于分散的政治体系却使其积贫积弱。在经历了几次败仗后，宋王室终于被迫撤离中原，逃向南方另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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