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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谢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宋神宗赵顼继承了宋仁宗和宋英宗的衣钵，一心想恢复汉唐之雄风，建立像汉武帝和唐玄宗那样的丰功伟业，为何最后以失败告终呢?
汉唐两代最辉煌的时期分别是汉武帝和唐玄宗的中前期。汉朝建立之初，民穷国弱，内部各诸侯王国尾大不掉。外部则时不时受到北方强大的邻国匈奴的欺凌。
对于这种局面，汉初几任帝王对内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对外则韬光养晦，以低姿态示弱于匈奴。到汉文帝时，帝国已经变得非常富饶。汉景帝时，平息七国之乱，藩王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这些都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远征西域打下良好的基础。
而唐玄宗隆基能取得开元盛世的成就，除了自己前期的进取精神外，跟太宗和高宗时期积累的实力也密不可分。反观，宋神宗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他接手的北宋是积贫积弱，问题多多。
宋朝的问题从建立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在宋朝，但凡不容易解决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初期，用钱可以换取手握重兵的将领手中的权力，后来用钱可以解决宋辽之间的和平。西夏崛起后，也是输送岁币来换取短暂的安宁。
另外，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官众多。这一切无不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这种负担又全都落在了中下层百姓的头上。有一句话说，宋朝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多的朝代。我想是不是最多不好说，但名列前茅应该是不会错的。
对于各种问题，有识之士也曾进行改变。早在宋仁宗时期就实行过庆历新政，但由于积弊已深，困难重重，最后不了了之。
1067年正月，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登上了皇位。刚一登基，血气方刚的少年天子就想改变大宋贫弱的局面。宋神宗幼年时，便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度兵败"，立志"雪数世之耻"。要想有大作为，就得有能人志士来辅佐才行，但前朝那些曾经的有志之士，如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早已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丧失了锐意进取的精神，神宗对此很失望，不得不启用新人。
早在当颖王时期，宋神宗就知道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非常欣赏。1068年，两人进行了一番深刻交流。宋神宗深感王安石就是能帮自己成就大业的人，而王安石也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一拍即合，搞了一件大事，历史上颇受争议的"王安石变法"随即展开。
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大计。和庆历新政一样，变法阻力重重，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以前的那些元老重臣。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可笑，曾经的变革者现在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好在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总算得以推行，虽然其中问题多多，但成就也是不小的。
变法使得北宋王朝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国库收入大大增加。社会生产力也得到巨大发展，新垦田地大幅增长，单位产量普遍提高，矿物产量为唐朝时的数倍到数十倍，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一般说宋朝是一个富裕的朝代，主要指变法之后的那一段时期。
另外，保甲法、保马法使得宋军战斗力明显提高，熙河开边拓展疆域2000余里。
但宋神宗毕竟不是秦孝公，变法期间不愿触碰大贵族和皇族的利益，最终使得变法不能深入开展。再加上反对者对变法中各种问题的放大，使神宗时常陷入反复之中。
1074年，天下大旱，百姓流离失所。福建人郑侠上《流民图》，并历数新法的种种不是。神宗看后长叹数声，夜不能寐。反对者乘势攻击王安石及新法。王安石虽力陈天灾年年都有，只需对百姓进行救助即可，但神宗对新法已经动摇了。王安石只好罢相。此后，神宗虽继续推行新法，但态度已大不如前。
从性格上讲，宋神宗并不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如果说郑侠的《流民图》直接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并对新法产生影响，那么数年后的永乐城之败，则导致新法的基本停滞，甚至导致神宗的英年早逝。
永乐城之败，大宋官军伤亡数万人，又损失民夫工匠近二十万。当消息传到汴京时，神宗彻夜不寐，次日临朝时在朝臣们面前失声痛哭。从此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意志消沉，两年后郁郁而终，年仅三十八岁。
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永乐城之战虽败，但大宋并未伤筋断骨。由此看来，在深宫长大的宋神宗是多么的脆弱，比起上过战场的秦孝公来真是差太多。
再来看熙宁新政，其富国强兵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其间的种种问题都可以慢慢地来解决。但宋神宗急于求得天下大治，再加上其本人性格的缺陷以及保守势力的强大，这些都注定了它的失败。宋神宗扮演的更应该是一个为下一代君王打好基础的角色，但历史并没有给大宋王朝这样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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