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和罗马最初都是规模小的邦国,罗马为何没能像秦国一样建立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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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和罗马最初都是规模小的邦国。

  秦在西周末年, 才被册封为诸侯国。春秋时的秦国, 颇受诸夏轻视, “诸夏宾之, 比于戎翟”。秦的强大, 是在战国时期。秦孝公在位时, 任用商鞅变法, 使国家的实力大为增强。史称:“孝公用商鞅, 移风易俗, 民以殷盛, 国以富疆。”秦兵强粮足后, 即发动对东邻魏国的战争, 迫使魏弃安邑而迁都大梁, 尽夺魏之河西之地。此时的秦一跃而成为与山东六国并列的地域性大国。之后, 秦之兵锋直指中原, 以“连横”破六国之“合纵”, 不断削弱六国的力量秦王政继位后, 承先辈之大业, 全力投入翦灭六国的战争, 最终统一了中国。可见, 秦的发展经历了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过程。

  罗马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罗马立国之初, 只是一个位于台伯河畔的小邦, 经常受到邻近的沃尔斯奇人、埃魁人和伊达拉里亚城市的侵扰。从公元前5世纪初开始, 罗马对外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先后击败邻近的敌对部落和城市。之后, 罗马向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扩张, 征服萨莫奈人和他林敦等城市, 控制了除波河流域之外的意大利全境, 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公元前264年,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战争, 史称第一次布匿战争。自此, 罗马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罗马与迦太基、马其顿、塞琉古等国为夺取地中海地区的控制权进行了长期、反复的争夺, 最终取得成功, 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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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秦与罗马都经历了由小邦发展至帝国的过程, 但罗马帝国没有像秦汉帝国那样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是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存在统一的因素, 而古代西方文明则缺乏此类因素。

  中国至少从夏商周三代以来, 就有一个普遍认同的政治中心。夏王朝时, 代表东夷势力的有穷氏篡权, 斟寻氏、斟灌氏等力助夏王复国。《诗经·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诗意为商是一个大邦, 它的人民居住地只有千里, 但作为各邦共同拥戴的王朝, 它领有四海。周王朝建立后, 分封诸侯, “立七十一国, 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以藩屏周”。周王还用宗法制来加强与同姓和姓诸侯的联系。同姓诸侯有兄弟之称, 异姓诸侯多为甥舅。血缘关系将诸侯国与王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诸侯国对王室要承担义务, 《诗经》曰:“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其意为周王“有权直接或间接向庶民取得贡赋” 。可以认为, 在周王身上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之间的纷争不断, 与争夺政治中心的权力是有密切关系的。此类争夺, 不仅促使了小邦向地域性王国的过渡, 而且促使了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 从而为秦汉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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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至少从夏商周三代以来, 就有普遍认同的文化传统。秦统一六国文字, 然而秦汉的小篆和隶书与先秦六国古文是有共同渊源的。它们都源于甲骨文和金文。从甲骨文、金文到秦汉文字, 不管字形发生多大的变化, 文字的结构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为共同原则的。在西周时期, 中原诸国共同认同的文化即华夏文化已经成熟。尽管中原各国之间的纷争不断, 但在维护华夏文化这点上态度却是一致的。例如, 西周末年, 夷狄的侵犯对华夏诸国造成巨大的危害, 以致有“中国不绝若线”之说。齐国名臣管仲指出:“戎狄豺狼, 不可厌也;诸夏亲昵, 不可弃也。” 他协助齐桓公, 举“尊王攘夷”之大旗, 联合众诸侯痛击山戎, 使邢免于亡国, 卫王得以复位, 并且扼住蛮楚北上中原的势头。管仲的功业, 受到人们广泛的赞誉。孔子就不无感叹地说:“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民族观。血缘关系和种族的区别, 没有成为各民族交融的障碍。根据《史记》的说法, 蚩尤炎帝黄帝击败后, 大概融入了黄帝一族。《孟子·离娄》说:“文王生于歧周, 卒于毕郢, 西夷之人也。”歧周、毕郢均在今陕西省, 早期是夷人所居之地。然而文王却是华夏族赫赫有名的先王。周自称“夏” (按, 大概有继承夏文化之意) , 周王朝和从属于其的中原诸侯国都称为“诸夏”, 后又有华夏之称。华夏族与蛮、夷、狄等少数民族区分是非常明显的。不过, 夷狄等少数民族只要接受了华夏文化, 就很容易融入华夏族。楚人与南方苗蛮长期相处, 自认为是蛮夷。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号谥。”秦僻居西方, 受戎狄的影响, 被华夏诸国视为戎狄。然而秦楚接受华夏文化后, 就没有人视其为夷狄, 他们也不将自己归于夷狄之流了。以文化而不以血统为区分标准的民族观, 是中国古代文明所具有的重要特点之一, 对华夏民族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 边地少数民族不断地融入汉族, 各民族认同先进的汉族文化, 与这一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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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西方文明, 缺乏中国古代文明那样的统一因素。

  在古代希腊,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中心。希腊世界有众多的城邦, 各邦之间都是分立的。公元前8至6世纪, 希腊城邦进行过大规模的海外殖民, 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建立了百余个新城邦。这些城邦采用了母邦的政治经济制度, 与母邦有多方面的联系, 并且经常得到母邦的帮助, 但它们与母邦没有从属关系, 而是完全独立的城邦。希腊地区先后形成过一些城邦联盟, 如伯罗奔尼撒同盟、提洛同盟、埃陀利亚同盟、亚加亚联盟等。这些联盟都没有形成为政治中心。如著名的提洛同盟, 联合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地区的城邦近百个。按盟约规定, 参加同盟的城邦地位是平等的。后来雅典人独揽大权, 滥用同盟资金, 武力镇压对其不满的城邦, 成为事实上的盟主。但雅典的行为只不过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凌而已, 并没有哪个国家承认其为政治中心。

  公元前4世纪, 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了希腊地区, 希腊城邦从此失去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过, 亚历山大帝国存在的时间很短, 不到二十年就崩溃了。之后, 希腊地区受控于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而来的马其顿王国。尽管希腊城邦处在马其顿的统治之下, 但它们并没有把马其顿视为政治中心。古代西方的民族观, 强调种族血统的区分。希腊人视非希腊人为野蛮人。他们认为, 希腊民族的品性是最优秀的, 而蛮族的品性则是低劣的。赫拉克利特说:“一个具有蛮族灵魂的人, 他所看见的、听到的都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这就是说, 非希腊人是没有诚信的。希腊人非常重视从血缘上将自己与非希腊民族区别开来。柏拉图说:“我们的城市是多么高贵、自由、稳定和健康。我们血统纯正、没有和蛮族混合, 而且天生仇恨蛮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希腊人是天生的统治者, 而“蛮族天生是奴隶”, “希腊人谁都不愿意称优秀的希腊人为奴隶, 他们只愿将奴隶这个词局限于蛮族”。希腊人强调血统的区分, 对非希腊人有强烈的排斥心理, 所以非希腊人很难融入希腊民族之中。罗马民族的情况大致相同。上文提到西塞罗的有关言论, 就充分反映了罗马强调从血统上将自己与异族人区别开来。所以, 在西方古代文明史上没有也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古代文明那样的民族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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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 我们也可以了解, 为什么罗马人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行省居民, 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的政治法律主体之外;为什么被征服者尤其是具有先进文化的希腊人和东方民族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而没有将其与罗马文化融合。中西古代文明在民族关系认识上之不同是非常明显的。这两种不同认识, 对于中西古代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与政治上的分立不同, 古代希腊思想文化则不是分立的。

  古希腊人使用同一种文字。从米利都学派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智者。进而再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希腊哲学思想发展途径是非常清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为全希腊人所景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乌等人在史学领域的辛勤耕耘, 共创了西方古典史学的辉煌。伯利克利时期的雅典, 作为希腊人的“学校”, 几乎汇集了全希腊最优秀的智者和文人。每四年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会, 表现出希腊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分立的诸邦共同遵循着同一种文化传统, 这点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有些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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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也有不同之处, 中国华夏文化是开放的, 它不排斥其他民族, 而且夷狄在融入华夏民族的过程中, 对华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点上, 希腊则远不及中国, 希腊文化是希腊人创造的, 希腊人不可能与“天生是奴隶”的异族人共同发展同一种文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 即所谓希腊化时期, 希腊文化确实吸取许多东方文化的因素。不过, 此时希腊城邦已经衰落了, 希腊文化已失去原有的蓬勃向上的活力。在文明程度上远不及希腊的罗马人, 在征服希腊之后, 大量地吸取了希腊文化。但是, 罗马人并没有把希腊人视为自己的同类, 所以他们不可能把先进的希腊文化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罗马人在政治军事法律方面具有天生才能, 然而在思想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则比不上希腊人。希腊文化甚至东方文化在许多方面远远高于罗马文化。所以, 罗马文化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并得到境内居民普遍认同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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