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假售假并非现代人的“专利”，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淳朴，那时候也有很多奸商通过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牟利。
宋朝就已经有了这种恶风陋俗。奸商们为了多赚黑心钱，想尽各种办法坑害消费者，他们在肉里注水，在粮食里洒水，在盐里掺灰土，往鸡肚子里塞沙子，把鹅和羊的身体吹胀，把腐烂的蔬菜装扮出新鲜的样子，把伪造的物品假冒成正宗的品牌，真是一点儿良心都不要了。
南宋大臣洪迈去金国出差，途经开封，在粮油市场上买了一袋小麦，当时感觉很干燥，哪知没走到张家口就发霉了。众所周知，小麦吸水能力很强，100斤小麦中注入20斤水，摸起来还是非常干燥的，而且籽粒饱满，卖相极好。买家不知道真相，没有及时晒，水分出不来，小麦自然就发霉了。
宋朝奸商可以说俯拾皆是。宋人有首曲子：“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华亭就是现在的上海，这首曲子唱的就是上海假酒—要价不高，一贯纸币能买三斤酒，其实光瓶子就重一斤，掺的水又有一斤，一贯纸币最后只能买到一斤假酒。
不过，那时技术手段落后，假酒只是掺水，对人体没什么危害。事实上，宋朝风气之坏和人心之恶并不亚于今天。
宋朝秀才每年都要祭几回文庙，祭祀完的猪肉，一般大伙分掉，可是到了盛夏，天气炎热，上午祭祀的猪肉，下午就臭了，谁都不愿意要。为了避免“浪费”，他们就把那些猪肉兑给肉贩子，肉贩子用血水泡洗一番，异味儿暂时没了，肉色还挺好看，可以一文不少地卖给不懂行的消费者。肉贩子奸恶倒不奇怪，满口圣贤大道理的秀才们竟然也把变质的猪肉转售他人，看来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并不管用。
不光秀才，有些农民也很过分。南宋战乱之时，死伤无数，江浙的农民用人的腐尸喂猪和养鱼。腐尸毒性极大，猪和鱼吃了尸体，毒素必然在它们体内残留。农民把这些猪和鱼卖掉，自己只吃正常喂养的，真是既自私又奸恶。
既然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峻，监管也就势在必行了。
当时，河南商丘有个皇家农场，出产的五谷、蔬菜和禽蛋也是专供皇室享用。此外，皇宫及附近还有“御苑”，里面也种菜种粮，可以供应御厨。所以宋朝皇帝吃的都是“特供”。
皇帝们还搞了一些严刑峻法，让御膳房那些掂勺的和切墩儿的不敢马虎大意。严峻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菜不新鲜，或者择得不干净，相关伙计要判处一年劳改;要是御膳里出现了苍蝇或者老鼠屎等脏东西，相关御厨就得判两年劳改;万一让皇帝吃出了毛病，那御厨就得判死刑。
如何保障平民百姓的食品安全?法律规定：出售腐烂变质的食物给他人，导致食物中毒或出现某种疾病的，劳改一年，同时赔偿医药费;如果导致死亡，处绞刑，家产一半充公，另一半赔偿给死者家属。北宋中后期，法律进一步规定，肉贩在猪牛羊肉里注水出售的，打六十大板，再犯则要判处一年劳改。
但奸商横行的普遍现象说明，法律条文并没有起太大作用。为了让自私商贩惮于继续作恶，唐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因果报应作品：卖注水肉的贩子来世投生为猪;卖变质面粉的商人来世投生为驴;某年某地晴天霹雳，八十个造假商贩同时被雷劈……
靠因果报应之说能否挽救古代的世道人心?可能会对一部分人起作用，但总体上来说恐怕不行。食品监管还得靠法律，而专制社会缺乏法治根基，所以真正有效的监管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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