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发兵攻打山西大同，明朝守军节节败退。紧急之下，明英宗受太监王振的唆使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主力合围。皇帝连同文武官员尤其是武将勋贵，几乎被一锅端了。
明军从大同撤退的一路上，瓦剌军尾随追击，为何这一路驻扎的明军都没有出来阻挡，而是眼睁睁地看着皇帝被追着打?特别是在土木堡之围的关键时刻，宣府总兵杨洪居然下令封城闭门，15天后才出兵收拾残局。他如此玩忽职守，在新帝登基后不仅没被治罪，反而在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力保下加官进爵。
土木堡距离军事重镇宣府很近，对于瓦剌骑兵主力靠近的信息，宣府军将不可能一点消息都得不到。何况，宣府兵力还是明代各边兵力之冠，若再编集附近的驻军，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力兵的强大部队。而手握重兵的杨洪，却对皇帝见死不救，最合理的推测恐怕是：杨洪早就算到皇帝、王振及随行文武官员们根本回不了京城，而事后必然有人保他平安无事，所以才大胆不予救驾。
这么说不是凭空猜测，明军出征时的粮草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明朝大军出征，不可能不重视粮草，皇帝多次敦促兵部将粮草运来，但兵部却迟迟没有动静，连近在咫尺的粮草也一粒都没有运过来。由于大军粮草不足，明军只能被迫回师，不走紫荆关而走居庸关，就是因为那里离粮仓近。出征多日，已经饥肠辘辘的大军必须尽快解决粮草问题。
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兵部侍郎于谦仅仅用了六天就把北京至大同七个粮仓里所有的粮食运至京城，可见于谦是能够指挥粮草搬运的。但在战争期间，他却没有把粮草运到前线，甚至连提议和讨论都没有。而事后，整个兵部却没有一个人因拖延运粮被问罪!
如此可以肯定，是于谦故意不把粮草运往前线的。当然，仅于谦一人还不足以做到这些，他显然得到了留守文官集团的支持，否则光弹劾他的奏章就可以把他淹死。而留守文官们之所以敢这么做，也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让皇帝回来!
如此，整个阴谋逐渐浮出水面：瓦剌军进犯，皇帝、武将勋贵及其派系的文官出征，留守文官故意不送粮草，并联合杨洪等人，和瓦剌军达成某种默契，使得瓦剌军敢于无视宣府精锐重兵，围攻早已饿得丧失战斗力的明军。结果武将勋贵集团覆灭，明英宗被俘。
那么，文官集团为什么要利用土木之变，算计明英宗和武将勋贵呢?
在明朝开国之初，朝堂上并非文官独大，武将也一样有地位，甚至比文官更高，因为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开国和靖难时期的功臣世家，朱元璋、朱棣需要依靠他们制衡文官集团。由此，文官集团逐渐被打压得不得翻身。而通过土木之变，留守文官们一举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强势皇帝、专权宦官和武将勋贵，迅速抢占了政治真空地带。
之后，文官们对皇帝直辖的中央军队进行“改革”，将从土木堡逃回来的三大营十几万人精选为十万。再之后，文官集团继续在制度上做手脚，创立巡抚领兵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武将靠自身军功发展起足够势力的可能，以坚决防止武将集团东山再起。从此，皇帝的军权被剥夺，武将勋贵被边缘化，军权彻底落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
土木之变，实际上是明代政治结构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明朝的政治结构是勋贵武将、文人士大夫以及皇权三足鼎立。这之后，文官们彻底打垮了武将勋贵的势力，文官集团彻底坐大，几乎架空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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