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变化 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司马光有着自己一整套治国理政的逻辑,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与王安石有异。下面就简单聊一聊司马光与王安石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赵宋统治,司马光的政治目标也是如此

  从本质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统治阶级的一次自我调整。从王安石以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动机,以及变法的实践来看,本次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和加强大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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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王安石变法不会考虑或者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一个比较权威的观点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写道:“在(王安石)各种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后,佃农、半自耕农以至部分自耕农农的生活情况,几乎没有比变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陆续爆发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农民起义事件,正是各地劳苦大众对新法做出的最明确的评价和表态”。

  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变法不可能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相反,其变法不仅增加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且加强了对底层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马光也不会考虑底层的利益,他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大宋的统治。虽然,司马光说过“民疲而不恤,则聚为盗贼”之类的话,但他的出发点是担心“国家有垒卵之危”,而并非体恤底层大众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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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评价是“趋向虽殊,大归则同”。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目的大体一致。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反对变法中的那些内容呢?

  二、司马光反对变法,主要是不同意王安石解决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基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国109年,各种政治弊端都开始显现。比较公认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费。当时,但凡有抱负的士人官僚,都认为必须解决这三大问题。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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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解决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马光注重传统,比较中庸;而王安石则比较激进,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马光重人治。

  司马光对于大宋的弊端的认知以及解决方案,并没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认识到了朝局的问题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他只强调从人治的角度,慢慢改变弊端,加强大宋统治。但具体怎么办,他并没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则不同,他从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虽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但毕竟,王安石有着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是主动变法的一方,而司马光仅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错误和不足。具体而言,从三冗的角度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见。

  (一)冗官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上下官员不到1万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间的变法前夕,统计的官员人数约2.5万人,60年间增加了约3倍。如果加上“台寺之小吏”之类的编外人员,那么增加的官吏人数就远远不止3倍了。庞大的官僚,给大宋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国家养官吏的成本日渐增加,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第二是,造成了人浮于事,机构尾大不掉,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窘境。

  所以,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号,认为整顿官僚机构、澄汰冗官是“当世之务,莫急于此”。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知道这种冗沉的官僚机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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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并没有把整顿吏治作为重点,而是持增设机构能减少费用的观点(“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不知道这是否跟现代社会所谓的为了提高效率,而不断增加信息化部门,进而创设了很多新的岗位是相同的考虑。

  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司马光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他指责王安石创设新机构的做法是用冗余代替冗余(“设官则以冗增冗”)。这大概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到:“北宋采取募兵及养兵政策,国家还需要不断招募新兵,但旧兵又不退役。于是,国家的军队越来越庞大。就拿禁军来说,宋太祖开国时只有20万,太宗时增加至66万,仁宗时增加至125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对外没有什么战斗力,但对内却是寻衅滋事的好角色。国家财政要负担如此巨额的军队开销,其负担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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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宋神宗之时,朝廷内外普遍认为,目前冗兵问题已经导致国力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宫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但他对于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没有改变的想法。

  王安石则不然,他不光想精简军队,更重要的是想改变兵制,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激烈反对。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试图推行兵农和一的制度。但这在当时很难推行下去,其中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是,那一百多万的禁军怎么处理?弄不好就会发生兵变。而司马光批评《保甲法》让农民舍弃耕桑,而专事战争,如此会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个分歧点。

  (三)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仅开源不节流”

  我们后世人都说大宋繁华,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能说明。但大宋的冗费也差不多是历朝之最了。由于崇尚奢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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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时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对奢华之风,呼吁减少国家开支。宋神宗登基之后,不少大臣都劝说皇帝:“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

  而司马光更是厉行节俭的拥趸,他强调 “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侧身克己,痛自节约”。同时提出“节用之道,必自贵近始”,也就是主张从皇帝及皇亲贵戚、士大夫阶层带头做到躬行节俭。

  但从人性的角度看,司马光的主张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人性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没有监督惩罚机制的约束下,仅仅靠提倡和呼吁,是无法达到效果的。

  或许王安石认识到了这部分,他的主张就跟司马光完全不同。为此,二人还在御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王安石却认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司马光反驳:“善理财者,不过浚民之膏血耳。”

  他们的观点大意是,司马光主张厉行节俭(也就是节流),但王安石认为节俭并非当务之急,如果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国家何愁不富(也就是开源)。但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谓的开源本质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众负担。

  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但实际上都无法解决冗费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司马光仅仅提倡节俭无法有效制约奢靡之风。而王安石所说的增加国家财政,在实践中也会困难重重。一方面的确存在司马光所说的加重民众负担的嫌疑(增加财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税,如此一定会加重民众负担);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因此,在冗费的解决方案上,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理念。

  最后,综合来看,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想通过自己的执政理念来改善国家的种种弊端(冗官、冗兵、冗费)。区别是司马光认可温和中庸的方式慢慢改,而王安石则想采取较为激进的变革方式。最终的历史证明,王安石没有成功,司马光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些问题,明明知道,但就是无法解决,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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