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项羽的一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引起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大争论。而一千多年前的灾害天气，被和唐代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亦获得了持续千年的关注。但李唐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帝国，真的如此受制于“天”?
公元741年的那场大雪，真的拉开了大唐王朝衰败的序幕了吗?
一、开元二十九年(741)的“甚寒”
数年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唐代时我国正处于一个气候温暖期。虽也有学者觉得李唐气候在中后期已转入寒冷期，也有人认为唐代处于一个冷暖交替的时代。但在唐代由建立到繁盛的阶段，其气候都是无可争议地处于温暖期。
温暖的气候使得唐人有了适应温暖气候的生产、生活方式。于是开元二十九年(741)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新唐书·志·卷二十四》载：“十一月己巳，寒甚，雨木冰，数日不解”。虽说北方在冬天气候寒冷是常态，但开元二十九年(741)是《新唐书》里唯一一次记载的“寒甚”。大雪不仅让人们意识到异常气象的威力，更把李唐的气候分割为前后两段，标志着李唐气候进入不利的后半段。
二、李唐异常气象及其直接造成的灾难
据《新唐书》记载，在经历了开元末期的大寒之后，李唐又接连迎来九次雨水一落在树木上就凝结成冰的酷寒，以及超过三十次的持续数日乃至数月的大雨。
严寒或者大雨，直接影响到了唐代的农业生产。《新唐书》数次用“害稼”来总结这些灾祸造成的影响。而除了直接影响农作物，以导致饥荒加剧，漫漫无边的大雪和暴雨还会直接摧毁房屋和一些基础建设。大雨造成的洪水还易诱发瘟疫和鼠患，影响百姓的健康。
此外，贞元十四年(798)和元和九年(814)夏，李唐还意外地出现了两次高温天气。虽说李唐总体是处于温暖时期，但其发生旱灾的概率却是历代最低。可亦是因为高温大旱不常见，李唐应对此异常天气的能力也较弱。两次“大燠”因而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三、自然灾害与李唐的衰亡
人们直接受到异常天气的影响，直观地感受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滋味。而整个唐王朝，在每一个“螺丝钉”都受到气候的不利影响下，其处境也日益艰难。
面对异常气候，中央首先要进行一大笔额外的赈灾支出。灾年国家财政收入本就会减少。再支出一大笔，捉襟见肘便是必然。而今年的国库告急，势必会换来往后的加收税款。那么民众的赋税负担便会加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就随之增加。
再者，异常的气候往往成为起义或暴乱的“号角”。自汉武帝时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说之后，异常气候往往就被视作是上天对君主不当行为的警示。可君主随后颁布的罪己诏并不总是有用的。有心谋逆者，依旧会打着异常气候的旗号揭竿而起。
且最根本的是极端天气使得农业减产，瘟疫横行。中原大量民众成为灾年流民，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北方游牧民族畜牧业崩溃，掠夺物资的需求加剧;南方少数民族的疫病增多，夺城夺人之战一触即发……在灾年，战场在这些走投无路的人眼中反倒更像是求生之所。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本是该逐渐收获粮食的七八月，北方却连降大雨，长安的米价都上涨到每斗一千文。而在这样的处境下，朝廷还决意出兵吐蕃。于是愤怒的兵将最终走上了兵变之路，即河中兵士之乱。
唐德宗建中初年，暴雨和地震轮番出马。中央在赈灾而国库空虚之后，又使用了强硬手段搜刮民脂民膏。因而建中四年(783)爆发的“泾原之变”，其实是权谋、民间恐慌和受压迫而反抗的交织，是天灾与藩镇内乱的综合产物。
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至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异常气候发生频率陡增。而这一时期的大小兵变，多达26次。从浙东到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一带)，从节度使到粮料判官，李唐王朝无人能逃异常气候，也几乎人人都有不再爱这个王朝的理由。
其实除了李唐，大约同一时期的东突厥、回鹘，以及因与李唐交流而被我们熟知的吐蕃，在其衰落过程中都得到了异常气候的“助力”。我们熟知李唐亡于藩镇之乱。而若是要更准确地表述，那李唐其实是亡于天灾与藩镇之乱。
如此说来，盛唐不盛的转折点，除了安史之乱，就还有开元二十九年(741)的“甚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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