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古史，儒家学者常常是「言必称尧舜」，也就是以尧、舜为古史的开端。他们认为尧、舜都是古代有德行的先王，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得到后人长期的怀念。
先秦古书《尚书》之中有「尧典」篇，记载了一些尧、舜时代的史事;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记载了不少有关尧、舜的民间传说。但是这些都是后人根据传闻所记，并不是尧、舜时代真实历史的记录，因此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只能作为参考，不可信以为真。
在传说中，尧这位先王能够设官分治，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很少有犯罪受刑之人。舜这位先王自小就有孝心，对父母的苛责能够逆来顺受。他即位后关心人民的生活与生产，用禹治平洪水，使得万民安居乐业。那时南方的苗蛮集团常常北上发展，对中原造成威胁，尧、舜又都自己领兵、击退三苗。除此以外，儒家学者称颂尧、舜最大的美德就是禅让，能把自己的王位让给德才兼备的贤人，尧能让位给舜，舜能让位给禹。这种传贤不传子办法可以说是「公天下」，比后代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要高明得多。
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无不推崇「禅让政治」，认为这是国家领导人互相接替的最好的办法。大家对于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禅让的美事也就深信不疑。
但是我们也发现过与这种说法不同的史料。281年即西晋太康二年，有人盗魏襄王的墓，获得竹简数十车，其中有「纪年」十三篇。各篇记载尧、舜、禹、汤直到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后来经过整理，以《竹书纪年》为书名，也成为一部探索中国古史的重要先秦史书。其中对于「尧舜禅让」的说法，就与儒家学者的说法大不相同。据说，出身于华夏集团的尧曾经想把自己的王位传儿子丹朱，但是受到东夷集团领袖舜的反对，舜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尧和丹朱，自己夺得王位，杀了丹朱与其全家。
这样完全不同的记载，针锋相对，我们究竟相信谁的?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这需要对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便于探讨问题。
史书记载，禹的时代「以铜为兵」(以青铜作为武器和生产工具)，前此的尧、舜时代还是石器时代的晚期。那时我们的先民生活还很艰苦，穿的是麻衣草鞋，吃的是粗劣的食物，住的是竹篱茅棚，在物质生活方面部落联盟的领袖与一般平民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领袖并没有甚么特权，还要辛辛苦苦管好部落联盟的公共事务，大家对于权位的争夺也就没有后世那么激烈。而且，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那时，各部落的头目由全部落的成员选举产生;部落联盟的首领则由各部落的头目互相推选产生，由一个人独断专行是没有的。直到一千年前契丹的部落「大人」，蒙古初期的「可汗」，都由推选产生。可见上古的部落联盟时代，领袖由推选产生本属正常，并不奇怪。所谓「禅让」，就是由将退位的领袖举荐一个人以自代，但仍需要经过一次会议的通过。因此，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政治」并非空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确实有过这样的事实。儒家学者宣传「禅让」，是鼓励后代的领导者克制「私心」，为了国家的兴旺，能够传贤不传子，荐贤人以自代。不论效果如何，他们用心良苦，为国为民的良好愿望是值得赞许的。
那么，《竹书纪年》中所说的舜囚禁尧和丹朱的事是否也可能发生呢?也有可能。因为尧舜并非同族，不是单纯的族内传贤或传子的问题。尧属华夏集团，舜属东夷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两个集团争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问题，引发激烈冲突是完全有可能的。尧又称陶唐氏，似为擅长制陶的部落。当时尧所在的华夏集团活动中心在黄河中游，与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彩陶文化相对应;舜也擅长制陶，这在古书《考工记》上也有记载，他的部落以制黑陶为专长。他所在的东夷集团活动中心在黄河下游滨海地区，与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黑陶文化相对应。从考古学上来说，仰韶文化的极盛期，彩陶文化相当发达，黑陶文化也已产生，这正相当于书上记载的尧、舜时代。因此，我们有根据来说明当时的尧、舜分属于不同的集团。他们因为争夺中原地区部落联盟领导权而发生冲突也并不奇怪。
在儒家推崇「禅让政治」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如果让《竹书纪年》中尧、舜冲突一事传布开来，不免造成思想混乱。历代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经典，就把《竹书纪年》列为禁书，不许流传。所以这本书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一般群众根本不知道有此一书。
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经典，是利用儒家的三纲五常的学说来维护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儒家所提倡的「禅让政治」，自然不会真的去实行。在中国历史上，也闹过两次禅让的把戏，那就是曹丕受汉禅而建立的魏王朝，司马炎受魏禅而建立起晋王朝。这明明是以武力威逼让位，却以「禅让」作为一块遮羞布，弄巧成拙，欲盖弥彰。以后再也没有人演出这类丑剧。儒家那种推崇「禅让政治」，希望做到「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政治理想，一时还难以实现，只能作为全人类共同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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