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游记》、《隋唐演义》的说法，当然是尉迟敬德、秦叔宝;毕竟涉及到保护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那必须得挑武力、忠诚最过硬的选手;

　　正史中，我们可以参照凌烟阁功臣录的排名。在入选的统帅、将领中，尉迟敬德仅次于平定江南的藩王李孝恭、力压军神李靖，排名第七位。要知道，功臣录的确立是在公元643年，而与李靖灭东突厥、击垮吐谷浑的赫赫战功相比，尉迟敬德在贞观年间的表现相对乏善可陈。

　　因此，在一众将领里，尉迟敬德毫无疑问是李世民的头号心腹。那么，他的资本，仅仅是在玄武门之变中“论功第一”的表现吗?

　　始于能力：苦心收服尉迟敬德，也许是为了锦上添花

　　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隋末的乱世，给了各路人才出人头地的机会。无论是出身贵胄的李渊父子、瓦岗李密，还是原隋朝体制内的公务员刘武周、窦建德、薛举之流，起初大家在机会上是均等的，因此并没有道德高下之说。

　　因此，在征伐兼并的过程中，随着李唐政权逐渐崭露头角，各路阵营的豪杰纷纷前来投靠，也是人之常情。而站在李氏父子的角度，对于这些人，除非有明显劣迹，都采取了敞开怀抱、任人以长的务实态度。基于这种双向选择的性质，史书对这些人员投李的过程，基本都一笔带过。

　　但是，对于尉迟敬德，史书却一反常态，浓墨重彩描绘了李世民对他的拉拢与收服。

　　当初，面对李世民的打击，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尉迟敬德、寻相率领残部固守介休，李世民派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往劝降，这属于常规操作，没什么问题;

　　随后，当寻相等原刘武周部将纷纷叛逃后，独苗尉迟敬德自然引起了唐军诸将的排斥，他们不仅将其囚禁，甚至还力劝李世民将其诛杀、以绝后患。

　　站在客观视角而言，这一建议并没有什么毛病，毕竟唐军从来不担心没人才;相反，所谓人心难测，尉迟敬德“勇健非常，絷之又久，既被猜贰，怨望必生”，把他留着，搞不好真会导致不可控的危害。

　　但李世民并没有采取这种最“保险”的处理方式，不但释放了尉迟敬德，还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推心置腹：“大丈夫当以意气相交，小的误会无需猜疑，我绝不会因谗言加害忠良。”

　　紧接着，他对尉迟敬德重加赏赐，并说：“如果你真的想走，那这些钱就权当你的盘缠吧，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我相信，除了极少量天性狡黠、心怀不轨之辈，面对李世民这种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的手段，任何人都毫无抵抗力，尉迟敬德即使原本真的想跑，此时也会变得不好意思。

　　对于尉迟敬德当时的反应，史书虽没明文记载，但接下来的举动对其加以了佐证。

　　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的当天，李世民带领500骑兵探察敌情，遭到了王世充万余人的合围。在李世民几乎被单雄信“擒贼先擒王”时，刚刚获得自由的尉迟敬德不仅没落井下石，反而孤身杀出、一枪把单雄信刺落马下，令李世民转危为安。

　　事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比众人意公必叛，我独保无它，何相报速邪?”刚才众人都说你会叛逃，我之所以担保，只是出于对阁下的信任，并没其他用意，何必这么快地回报我呢?

　　此言看似抱怨，实际上是在说：我之所以力排众议，不是功利地看好你的“勇健非常”、让你报恩，而是基于对你这个人的信任，咱俩来日方长。

　　这话既深刻、又真切的话，不仅打消了尉迟敬德报恩的念头，更让对方从此拜倒在自己的知遇之恩与人格魅力下。李世民的驭人能力，确实让人佩服。

　　对于尉迟敬德，李世民为啥不听从屈突通、殷开山等人的建议，采取人道毁灭这种最稳妥的方式?

　　与此类比，后来，当李世民攻下洛阳后，无视名将李世勣的苦苦求情，执意要杀掉跟尉迟敬德同样骁勇的单雄信。类似的情况，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隐藏着一个共同的因素：对方的可靠性。

　　单雄信的特点是：轻于去就。李密杀掉翟让时，单雄信身为瓦岗元老却跪地求饶;李密落难时，单雄信又“勒兵自据”;而对于之前尉迟敬德的为人，史书中只是称其“以武勇称”，曾因军功担任隋朝的朝散大夫。

　　因此，李世民之所以力排众议，坚持收用尉迟敬德，自然是依托他前期的缜密调查工作之上。他不单单是要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工具人，而是要培养成为自己的嫡系。而这样的人，除了能力外，是否可靠也至关重要。毕竟，当时的李唐也许不缺人，但对于李世民本人而言，才能出众，却又履历清白、为人可靠的好苗子，却是稀缺资源。

　　其后尉迟敬德的战功不再赘述，作为一名战将，他在李世民心目中能跃居第一，靠的是非常时期的突出表现。

　　臻于忠诚：尉迟敬德“论功第一”的背后，是超出期望值的雪中送炭

　　李氏兄弟夺嫡之战愈演愈烈时，在战场时常上演于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表现的尉迟敬德，自然成了李建成一党的拉拢对象。更何况，他曾在公开切磋中，让向来以善使马槊自诩的李元吉输的毫无脾气;有他在李世民身边，李元吉情不自禁少了许多底气。

　　为了争取李世民的这位左膀右臂，李建成曾亲笔写信一封，附带一车金器送给尉迟敬德。面对橄榄枝，尉迟敬德却不卑不亢：“我受秦王知遇之恩，自当对其肝脑涂地;对于殿下，却并未立寸功，何敢受禄?如果我是见利忘义之人，殿下您真的敢用吗?”

　　当时，面对在长安占据绝对优势、太子之位名正言顺的李建成，尉迟敬德敢于公开表明自己所处的山头，勇气与忠诚让人敬佩，这等同于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与李世民捆绑在了一起。

　　既然难以挖墙脚，那就除掉他。不过，凭借尉迟敬德的胆色、李世民的奋力保护，无论是刺杀、还是在李渊面前的诬陷，太子一党最终都未能得逞。

　　而在随后玄武门之变，纵观整个过程，尉迟敬德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面对太子的步步紧逼、李世民却举棋不定时，尉迟敬德威胁性地说：“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其后长孙无忌也接话称：“此时若不听敬德的，必败无疑;不仅他会走，我也会离你而去。”正是尉迟敬德的带头作用，秦王府众人才敢赤裸裸地给李世民施加压力;

　　李世民仍有疑虑时，尉迟敬德表明平时蓄养的八百勇士已经准备就绪。这说明，这些私兵，很有可能就是由尉迟敬德统领、培训的;

　　而当李世民密召房玄龄等人、对方却对他的决心有所怀疑时，正是尉迟敬德带着秦王佩刀前去，才让他们打消了疑虑;

　　而在玄武门之变爆发后，带领骑兵进宫埋伏的是尉迟敬德;

　　在李世民险些被勒死之际赶来，并且亲手射死齐王李元吉的，也是尉迟敬德;

　　在薛万彻等人率领优势兵力猛攻玄武门时，砍下李建成、李元吉首级前去示众，从而彻底击溃对方战斗意志的，还是尉迟敬德;

　　其后冒着弑君风险、全副武装前去“宿卫”唐高祖李渊，并“请”对方降下手敕、命令诸军都归秦王指挥的，又是尉迟敬德;

　　而当秦王府众人纷纷主张除恶务尽、尽诛建成元吉全部家人党羽时，据理力争、组织滥杀无辜的，仍旧是尉迟敬德。

　　所谓患难见真情，当李世民面临人生中最大难关时，尉迟敬德作为一名武将，不仅明确拒绝了太子党的诱惑、坚决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岌岌可危的李世民绑在一起，其后更是既出谋划策、又冲在第一线，成了玄武门之变的头号推动者、落实者。

　　因此，当李世民有惊无险渡过劫难后，尉迟敬德毫无异议地与长孙无忌“论功第一”。咱们要知道，长孙无忌可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他有足够的理由拼命;而尉迟敬德只是一名曾经的降将，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已经突破了一名部下的职责范畴，几乎是冒着道德、生命的风险，把自己困在政变的战车上。从这一层面而言，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李世民的忠实伙伴。

　　但在封建历史上，向来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传统，可以共患难的，往往难以同富贵。而接下来尉迟敬德的举动，一度把自己推向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困境。

　　终于妥协：识时务者为俊杰，本质是主动体现自己的受控性

　　贞观年间，对大唐、对李世民本人都居功至伟的尉迟敬德，逐渐开始变得骄傲自大。

　　他一向性格耿直，但这种特点，在军旅生涯也许很可贵，但在朝堂上却会显得并不合时宜。更何况，一直以来，在他这种久经沙场、用命博来功劳的将领眼中，那些貌似动动嘴皮子就能官居宰辅的文人，往往会被瞧不起。

　　因此，这期间的尉迟敬德，依仗自己立下的功劳，经常跟文官们过不去，他尤其不爽与自己享受同等待遇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位，甚至“廷质大臣得失，与宰相不平”，即当面怼这三位宰相，文武之间逐渐势同水火;

　　更夸张的是，他不仅动口，还敢公然动手。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因不满有人坐在他的上位，当众发飙：“尔何功，坐我上?”在他下位的藩王李道宗试图充当和事老，却遭到了他的一番老拳，眼睛几乎都被打瞎。

　　李道宗不仅仅是李世民的堂弟，更是为大唐立下无数战功的名将，李靖灭东突厥之战中，正是他逼得颉利可汗走投无路。这件事终于激起了李世民的愤怒。

　　李世民之前的忍让，也许是顾及尉迟敬德曾经做出的贡献，但此时这位功臣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损朝廷的稳定，甚至已经显示出不受控制的苗头。后面这一点，是所有帝王的警钟。

　　因此，李世民随即找尉迟敬德谈了一番话，内容比较长，咱们就不再赘述，只挑出核心字眼：“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即：韩信、彭越被杀，看来并不是汉高祖刘邦一个人的过错;你最好自我约束，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一残酷规律的背后，体现的不仅仅是君主的过河拆桥，也有创业元勋不受新时期规则束缚、对草创政权带来隐患的现实矛盾。

　　因此，为了政权稳定，在如何对待功臣方面，同为明君，刘邦、朱元璋大肆屠杀，刘秀、赵匡胤剥夺权力，李世民则继续使用，既体现出帝王驾驭能力的高下，也说明了功臣个人对封建政治生态的领悟。

　　初唐元勋大多出于隋王朝体制内，其觉悟自然比汉、宋、明之初众人高得多;而对于尉迟敬德这位例外，李世民的一番话，既是威胁，也称得上是保护，毕竟他给对方多了一次机会。

　　充分了解李世民性格的尉迟敬德，从此几乎换了个人，他的应对主要有三点：

　　第一，闭门谢客，“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这招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下班后不与同僚打交道，意味着不会结党营私，也不会沽名钓誉。

　　而结党与沽名，则是所有帝王眼中的头号大忌，即使英明如李世民，在得知魏征曾与侯君集交往甚密，而且还曾炫耀自己的谏书(搏取贤臣名声)后，立即让人推倒了亲自为其撰写的墓碑;

　　第二，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即我们寻常概念中的道家养生之术。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古代，这是帝王们最喜欢的延年益寿之道，信奉道家的李唐历代帝王都未能免俗，李世民更是一位忠实爱好者。

　　而领导拉近关系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与其保持同样的私人爱好(如今国内外屡见不鲜的“高尔夫交际”、“牌桌友谊”，大都是这个概念)。尉迟敬德突然对道家养生之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其用意不言自明。

　　第三，享受生活，“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在帝王眼中，部下喜欢享受，往往意味着真实、有弱点;没有吃喝玩乐、爱好酒色等“低级趣味”，搞不好就有收买人心、阴怀异志等高级追求。

　　因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对于有功高震主嫌疑的臣子而言，以酒色自娱、甚至不惜自污，都是无奈而实用的保命手段。

　　李世民与尉迟敬德，联手贡献了封建时代君主与名将关系的模板。《新唐书》赞叹：“君臣相遇，古人谓之千载，顾不谅哉!”这一状态的达成，既体现了李世民的高超驭人之术，也彰显出尉迟敬德知进退、识时务的难得素质。

　　“识时务者为俊杰”，处在封建时代，这句话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贬义词。专制制度下，无论君王英明还是昏庸，政权的本质都是“家天下”;帝王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臣下的生死、政事的成败。在安定时期，如果没有帝王的支持，任何大臣想要做成一件事，几乎毫无可能。

　　因此，臣僚如果身在其位、就应当谋其政;而越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人臣，越应该寻求合适的方式，以提高自己理想付诸现实的可行性。从这一层面来讲，“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是时代局限下不得已的处世之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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