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灭亡真的与焚书坑儒有必然联系?真相是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整理了秦朝灭亡的相关内容,不知能否帮助大家拓展一些知识?

  每当人们想借助简练的诗句来痛斥秦始皇焚书的野蛮,或者嘲讽秦朝万世美梦的可笑时,这首唐代章碣的《焚书坑》总会成为第一选择。我们先看看它的字面意思:

  竹帛燃烧的烟雾散尽不久,秦始皇的帝业就化为虚无了;

  牢固的函谷关与黄河天险,却也锁守不住始皇的故国旧居(也就是关中地区)。

  焚书坑的灰烬还没冷却,山东群雄已经四处揭竿而起;

  灭亡秦国的刘邦项羽,可都不是读书人啊!

  这首七言绝句强就强在,虽然只有寥寥四句,却每句中都包含了巨大反差,以层层强化的矛盾对比,体现了秦始皇举动的可笑、秦朝覆亡的戏剧。本诗作者显然是想表达:通过焚书的野蛮手段来禁锢思想,妄图依仗天险来巩固统治,压根没有找对方向,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那么,秦朝灭亡真的与焚书(以及坑儒)有必然联系?有关联,但这并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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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焚书与坑儒的爆发,确实与强化统治有关

  所谓焚书事件,起因于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宴会。当时秦始皇正大设酒宴、君臣同乐,一众大臣纷纷上言溜须拍马,其中,周青臣说的特别好:“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也就是化诸侯国为郡县,终结了各国间数百年的战乱,从此可以安居乐业、天下太平。

  但来自齐地的“博士”(朝廷供养的大儒)淳于越却大泼冷水,公然唱反调。他认为,商、周两朝之所以能延续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是关键,如今秦始皇的子女都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两样,失去了藩蔽的秦朝,极有可能命不久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因此,他强烈主张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

  鉴于淳于越的话虽难听,但目的还比较正能量,秦始皇下令让朝臣对此进行讨论(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堵住儒生之口)。秦统一六国的大功臣、郡县制的忠实拥趸李斯火力全开,他认为,如今天下一统、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各阶层各司其职、该干啥干啥;但这些儒生却无视现实情况,一味复古、非议当下,随时随地妄议朝政、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必定会“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即帝王权威被削弱,大臣们结党营私。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熟悉的“焚书”令,除了朝廷供养的70位博士之外,其他人手上的《诗》、《书》等一律上缴焚毁,医药、占卜、种树等技术类书籍不在此列。

  也就是说,儒家经典著作,只能朝廷留存,民间不得私藏。这一政策的目的,李斯已经说得很清楚:杜绝与官方法家理念相冲突的儒家思想蛊惑人心、破坏思想统一、制造混乱,从而影响政权稳定。

  坑儒,则源于燕人卢生等人毫无职业操守,他们收了秦始皇钱财,却不替其消灾;本来拍着胸脯答应替其寻求长生不死之术,扭头却在背地里对其大肆嘲讽,吐槽点大致是这些:

  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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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思想有三点:秦始皇专权,任用执法的官吏,对于儒生则供起来不用。看得出来,对于儒生不能受重用这一现实,卢生等人愤愤不平,甚至不惜得罪当今皇帝。这些人虽为方士,但其所学的知识、交往的人员,都与儒家脱不了干系。

  得知这些欺诈分子携款潜逃并且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愤懑的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城大肆搜那些与他们有往来的儒生、方士;而这些读书人根本受不了皮肉之苦,互相供认,一共牵涉了460多人,“皆坑之咸阳”,以杀鸡儆猴。替这些人说情的公子扶苏,也被嬴政派去了对阵匈奴的前线。

  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确实是为了打压异见者、维护统治。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他对儒生一味打压,其实并不客观;后来的史实走向也证明,秦朝灭亡的过程中,儒生几乎没扮演什么重要角色。秦朝灭亡与焚书坑儒,二者没有直接关联。

  焚书坑儒的本质,是围绕新王朝发展思路的博弈

  如果仅看焚书坑儒事件,很容易得出“秦始皇排斥儒家”的印象,但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首先,秦始皇信任法家合情合理。毕竟支撑秦国变成秦朝的,是通过商鞅变法确立、并被上百年实践证明了的法家体系,而非向来难以进入各大诸侯视野的儒家思想;

  同时,秦朝的文武乃至官员、百姓,也都是在这一体系下,通过功劳、政绩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待遇,他们称得上是原有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且这是相对公平的渠道;

  其三,在天下统一后,秦始皇并不排斥儒家。他曾借用儒生所推崇的那套礼仪,来包装、巩固自己的皇权。《史记》与《资治通鉴》都记载,秦始皇“召集鲁儒生七十人,议封禅”,这70个人,就是后来秦朝廷供养的“博士”;而后来在刘邦命儒生制订礼仪时,也基本上沿用了秦朝时的套路:

  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

  因此,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本质,是源于儒生对秦朝大一统制度体系的抨击,引发了秦始皇的警惕与打压。双方更像是不同政见者的博弈,而非思想的扼杀/打压。

  秦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由于跟读书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一项全新制度在推行过程中,面对了传统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

  秦国灭亡的实质,是在改革矛盾总爆发后,原有旧阶级发动了全面反扑

  在我们印象中,秦始皇是暴君的象征;但实际上,在对待旧时既得利益者的方式上,秦始皇跟残暴不沾边。

  一般而言,后世的大部分开国君主,首先会在战争中消灭大量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接下来,会通过“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除掉对政权有威胁的功臣;第三步,则是扶植起新的职业管理人、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阶层,以期通过这一系列“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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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套路,秦朝都没有。一统六国过程中,除了将少部分深仇大恨的勋贵杀害外,各国的原有贵族阶层,大部分都被保留了下来。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阶级特权被剥夺了;在秦朝的军功爵制与郡县制下,靠着出生就能享受荣华富贵的时代被终结了。

  如果说有新既得利益阶层的话,那就是为秦朝做出了贡献的功臣们,如李斯、蒙恬王翦家族等人,除此之外,就是遍布郡县的各级官员们。但实际上,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而言,这些人并没有特权,一不小心,丢掉爵位、职位也是大概率事件。比如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筑长城及处南越地”,也就是把失职的官吏发配到长城和岭南。

  那么,原有六国的遗老遗少对这一情况作何感想?其实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从项梁、项羽叔侄,以及张良的言行可以推测一二。

  而秦始皇在位期间,南征北讨、修补长城、大兴土木,既有稳固国家安全的原因,也有消耗民力、避免六国生事的考量。但新的官僚体系的形成、百姓对新制度的适应接受,客观上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初商鞅变法,以极度血腥的手段,尚且耗费了十余年;此时秦国的方案要推向全天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而胡亥的意外即位,打破了脆弱的平衡,陈胜振臂一呼聚集起数十万农民军后,最高兴的不是底层的百姓,而是东方六国的勋贵:魏王魏豹、韩王韩成、赵王赵歇、齐王田市、楚怀王熊心陆续登场,熟悉的姓氏、熟悉的配方;陈胜死后,秦末农民起义已经彻底成为东方六国的集体复辟,天下格局再度回归为六国抗秦。

  这像极了当初六国合纵对抗秦国的场景。但不同的是,此时的秦朝君主,远远比不上当初的秦国君王;此时秦朝的制度,已经被胡亥本人破坏殆尽,人心丧失的秦朝军队,远非当初的虎狼秦军;再加上冒出了项羽这么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大神,秦朝的灭亡也就板上钉钉了。

  西汉的成功,在于利用后发优势,对阶级进行清洗,建立了新秩序

  而出身于秦朝底层官员的刘邦,则就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他的手段,完全可以被视为开国君主的模板:

  第一步,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将六国勋贵屠戮消灭殆尽,甚至逃到海岛上的田横,也被他活活逼死;(没错,笔者认为田横自杀,是面对当时局势的不得已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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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将帮助自己战胜一众敌人的功臣们清除殆尽,而且是功劳越大、死的越惨,在垓下围攻项羽、后来被封王的三大名将:韩信英布彭越,一个比一个杯具。而其他的异姓王,则也逐渐被以各种名头除掉。

  第三步,野心小、威胁弱、善于自保、出身不显眼的萧何、张良、陈平等功勋,要么继续俯首帖耳,要么自我隔离、逐渐淡出新的统治圈。

  大咖们被收拾干净后,其他那些出身普通、依靠功劳出人头地的小咖们,就成了西汉王朝的新兴既得利益阶层。

  那么,那些在秦朝时不被重视的儒生的地位如何?应该说,比秦朝时好了很多。

  打天下时,刘邦一切从简、“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对待战友们没什么架子;而此时,对于手下群臣大呼小叫、没规没矩的德性,则逐渐深恶痛绝,史称“帝益厌之”。

  这时候,轮到儒生们上场了。先后为秦始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服务过的齐地大儒叔孙通,也就是被后世的司马迁尊为“汉家儒宗”的那位,为新老板刘邦想出了以下的主意: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指望儒家帮忙打天下、“雪中送炭”很难,但让他们协助守天下、“锦上添花”则再也合适不过了。事关切身利益,原本打心底里瞧不起儒生的刘邦,此时也变了态度:可试为之。

  公元前200年春,按照儒生们设计的规则,汉高祖刘邦大会文武,出警入、大列仪仗,群臣按级别依次觐见。从来没有领略过这种架势的文武大臣们“莫不振恐肃敬”,以至于以原本大大咧咧的刘邦,发自肺腑的感叹: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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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侧面证明,此时的汉朝庭上下,与秦时相比已经彻底大换血)

  我们都知道,汉随秦制,“及通制礼,颇有所增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汉初大量酷吏的涌现,侧面证明了“严刑峻法”是当时的常态。与秦朝相比,不同的只有两点:

  其一,利用后发优势,在楚汉相争以及后续的平乱事件中,彻底解决了秦始皇当时没有解决的阶层更新换代问题,消除了旧贵族的影响力;

  其二,对于老百姓,受限于“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导致的极端困弊局面,不得已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暂时抛弃了秦朝时的高强度徭役。

  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确立,标志着通过百年的摸索,大一统王朝终于找到了适合新秩序的思想套路。毕竟这一体系的本质,是“外儒内法”而已,就像汉宣帝所说的那样: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后世的王朝也一样,每次的改朝换代,就意味着新一轮的阶级洗牌与换血;少见的和平迭代,后果大多也是一地鸡毛。说白了还是一个词作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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