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太平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没有一个合格称职的领导者。

　　第三方观察和报道的缺失，给我们复盘1856年天京-镇江战役原貌、探究清太双方(尤其太平天国一方)的战役指导，制造了许多障碍。

　　因为如许多人所知，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双方，却心照不宣地遵循着之前历代中国官场和军事史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夸胜讳败、剪裁事实和虚报战功，而由于后来的“亡国”，太平天国一方甚至连这样“修剪”过的记录都所剩无几。

　　这就迫使我们从相对可靠的当时双方军队调动情况、主官人选、战场态势变化等，探究这场战役的胜利者、实际全权指挥整个战局的太平军军政最高领导人——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

　　自1853年定都南京以来，杨秀清这个太平军实际上的统帅，在军事指导上既有许多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得意之笔，也犯过许多或难以避免或本可不犯的错误。其中最致命的错误，是贸然派出太平天国最精锐的2万人马“扫北”，结果导致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其次则是在西征方向“添油”式逐次增兵，战线拉得过长，战略目的混乱不清晰且不断变更，导致了1853~1856年年初内战各战场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到了1856年初，双方的战线已趋于稳定和胶着，而这种稳定、胶着局面的出现，关键在于清朝和太平天国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从而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

　　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图)杨秀清(1823年-1856年)，原名杨嗣龙，祖籍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公元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天国众侯相指侯爵和丞相。至1856年天京事变前，这些都是太平天国仅次于王级的高级官爵。太平天国中枢各部门和各王办事机构主官及被称为“佐将”的驻外各路大军主要将领，大多数都属于这两个级别。主持编纂了一本官方印书《天情道理书》。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假杨秀清之口阐述“天情道理”，也就是太平天国政治、经济、行政等方面的政策依据和行军打仗中的一些必备知识，是一本用于“军事教学”的“军政教科书”。这本书中充满了对杨秀清的个人崇拜性描写，将这位能“传天父上帝真神真圣旨”的统帅描述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显然并不太符合事实，否则便无以解释“扫北”何以全军覆灭，“残妖”(太平天国对清军的蔑称)何以非但未曾覆灭，反倒围困着天京。

　　不过在1856年，杨秀清似乎远比他的对手们拥有更敏锐的战略眼光和更清晰的战略头脑，至少，他似乎找到了足以改变战略平衡的那支机动部队——或许，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孤儿，比清廷决策者们更早更快地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此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此时都已升至太平军“佐将”中较高的级别：六官丞相。

　　在他们之中，陈玉成为冬官又正丞相，已在第二次攻破武昌城之战中崭露头角。他虽然是最年轻的一位，却因勇猛善战受到清、太双方最多的重视。李秀成是地官副丞相，这位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靠勤勉好学从基层逐级升迁到这一级别并不容易，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李寿成”，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周胜坤是夏官又正丞相，因为早在金田团营时就从军并任较高职位(左一军副典圣库，是职同监军的军中后勤仓库主管)，因此被湘军情报部门编纂的《贼情汇纂》列入所谓的“剧贼传”名单，其知名度在1856年远高于李秀成。涂振兴原本是东殿左七承宣，本年刚升任春官正丞相，同样在“剧贼传”榜上有名，知名度此时也高于李秀成。他本是西王萧朝贵部下，后来被杨秀清提拔任用，是5人中唯一的杨秀清嫡系。陈仕章是其中知名度最低的，《贼情汇纂》在他还是殿左廿九指挥时为他立了一个“词条”，除去姓名、职位，“事迹”只有“踞巢县”寥寥3个字，他也是1856年初刚刚被提升为夏官副丞相的。

　　这支部队所面对的皖北战场压力不大，清军受到兵力、战斗力限制和捻军的干扰，无力向安庆等太平军核心占领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令太平军可抽调相当一部分兵力跨区作战。5人所率领的部队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基层军官较多，在太平军中属于精锐，且刚刚收编了从清方哗变过来的原捻军李昭寿部。李昭寿是安徽固始人，扒窃出身，先起兵为捻，后投降驻扎安徽英山县的清宁池太广兵备道何桂珍，1855年因缺饷和风闻何桂珍要暗算自己，发动兵变投奔了李秀成。他的人马素以军纪废弛而著称，但战斗力却相当强悍。

　　那么，他要将这样一只决定性砝码投向哪里呢?

　　其实清军早已注意到这支人数超过2万、集中了众多太平天国新生代重量级人物的大军，并猜测这支大军可能的去向。他们觉得其最大可能是被用于收复不久前被已攻下的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其次，则可能被抽调去增援被湘军胡林翼部围困的武昌，因为此前太平军多次上援武昌，都是首先从皖北派兵。

　　清方的推测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很符合常规用兵的套路及杨秀清以往的思路。然而1856年的杨秀清正如李秀成后来所赞叹的，“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走出了异乎寻常的一步棋——让这支机动部队向东，去解救被吉尔杭阿、托明阿等部所围困的镇江和瓜洲。

　　用兵棋推演一下不难算出，倘这支生力军就近去攻打庐州，只能调动清方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而亡，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就在杨秀清动用皖北这枚关键棋子并缓缓启动天京-镇江战役车轮之际，石达开部在江西又获得意外的大发展，拥有了太平天国此前从未有过的大片连成一体的疆土和骤然膨胀数倍的大军。这样一来，清方的注意力更多被焦头烂额的江西和势如破竹的石达开部所吸引，以至于天京-镇江战役实际上已经开打，来自皖北的那支太平军精锐也已投入战场，清方的反应仍局限于“推挡式”，并未引起应有的、更高的关注和警惕。

　　不仅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石达开在江西的辉煌胜利，让杨秀清在天京-镇江战役中的调兵遣将拥有了更多余裕，也让他在此后的战役发展中，敢于使出更大的手笔，敢于走出更加大胆、更加有魄力的险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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