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时期，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在清朝时期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其实在明朝时期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文字狱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一个统治者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征战沙场、夺取天下的战场上，或许看不出差别，不过，打天下和治天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中的学问却相差甚远。当天下被打下来时，皇帝的文武略是否合格，在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熟悉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朝代里，出现过历史上最为残酷的“文字狱”，对于许多文人墨客来讲，在本应用文字为家国建功立业的时期，却让他们对原本引以为傲的文字产生出了最为摒弃的情感。

　　这些文字非但没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荣耀和升迁，在很多他们意想不到的时刻，会威胁到他们以及整个家族的性命。这些听上去略显荒谬的故事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那时，却着实成为文人墨客们心里最痛楚的伤害。而造成这些惴惴不安的深层原因，说到底，还是明太祖朱元璋缺乏应有的文化自信。

　　建国之初，朱元璋意气风发、励精图治，表现出的还是颇有帝王气度的。他那句“可以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话所传递出来的豁达让文人墨客们在诚惶诚恐的同时，也一度诚挚地认为，他们在经历了数年的战乱之后，即将迎来人生中企盼已久的春天。然而，这不过是他们美好的梦境罢了。

　　当朱元璋宣布这样的治国理念以后，那些跟着他马上打天下的功臣将领们开始心生不满。在他们心里，马革裹尸的日子都走过来了，如今天下太平稳定，他们是最为劳苦功高之人，天下虽然姓了朱，但起码也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没有想到，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竟在这个时候冒出来同他们争抢天下的统治大权。

　　于是，在武将们心中开始掀起了陷害文臣的想法，这一掀，便把朱元璋心中久久挥之不去的魔障给搅了出来。

　　众所周知，朱元璋的出身并不高，他是市井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有关他早年间的侠事即便是在他登基之后，依旧鲜活生动地传播在各大酒肆和茶楼之中。

　　年轻的朱元璋最为正统的身份就是他在元末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这是他发迹的起点，也是他获得大众支持的、最为合理的出身。然而，无论朱元璋和他身边的近臣们如何勾勒出他伟岸的形象，在此之前，朱元璋经历的种种，并没有因为他的不愿透露而消失殆尽。

　　在他登基之初，全国上下都知道他在投身农民起义军之前当过乞丐，还为生计落过发、当过云游僧。这些略微有些不堪的过往对于如今想要昂首挺胸担任九五至尊的朱元章来讲，无疑是令他头疼和蒙羞的“案底”。

　　此外，朱元璋还是一个疑心甚重的皇帝。他虽然自己不懂舞文弄墨却深知文人墨客有“以文相讥”的嗜好和能力。也因为他不懂舞文弄墨，哪些诗作是所需之表达，哪些是别有用心的嘲讽，他压根就分不清楚。

　　因此，一方面是别有用心地蓄意谋害、推波助澜，一方面是疑心重重、捕风捉影，权臣与皇帝的一唱一和，让那些原本就柔弱无力的文臣们全然没有了反抗的能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狱”就此开始，从明初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末年。

　　前面说，朱元章是一个多疑的皇帝，因此，对于那些文人雅士的话，朱元璋理解则以，不理解就脸色一沉将人拉出去砍了。这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朱元璋很忌讳别人提及自己之前的经历，不仅如此，对于可能引起大家联想到、关于他经历的字词也十分忌惮。比如，“僧”字在明太祖统治时期是万万不能提及的，后来甚至连谱音字“生”也被列入了禁忌的范畴。再比如，朱元璋对于“光”、“秃”这样的字眼也十分忌讳，因此，只要在诗文中出现这样的字眼，都会被列为大逆不道。

　　此外，朱元璋投奔红巾军的经历也是不能被提及的。据说，朱元璋极其讨厌人们在他面前提“贼”、“寇”这样的字眼，后来连“则”字也被认为是“贼”的谐音而受到牵连。

　　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古人的语言习惯里，“则”字的用途极广，就好比一日三餐中常常被人们食用的佐食小菜一样，十分常见。因此，很多文人都栽在了这个字上。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作“作则垂宪”，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垂子孙而作则”，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作“建中作则”，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環因作“仪则天下”，等等，均落得个被斩首的下场。

　　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明太祖时期大量的文字狱皆因为文人墨客不经意间犯了禁用字词而丢了性命。

　　自明太祖开始，明朝的文字狱就没有中断过，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斩杀了方孝孺，并且下令，任何人不得私藏方孝孺文集，如有违者一并问斩。方孝孺的学生们不得已，将老师的文集改名，学生们也隐姓埋名，将自己曾为方孝孺门下的过往掩盖起来，以求保住性命。偶尔有一两人未及时将文集销毁或藏好，便招致了杀身之祸。

　　此外，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间的恩怨纠葛也导致了明成祖在即位时明令禁止并销毁与建文帝有关的一切，以至于民间不少人因此而获罪。在明成祖之后的诸多皇帝中，几乎所有人都是文字狱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他们或因文人的用词，或因文章的内容，或因书写的表达而获罪。总而言之，只要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存在“反动意识”，都可以列为获罪的理由。

　　这样残酷而缺乏事实根据的做法，对于明朝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自然是弊大于利的。很多读书人信奉的“学而优则住”的理念开始遭到质疑和排斥。许多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以各种理由推脱朝廷赋予的差事，更有甚者以装病、装疯甚至是假死，来逃脱朝廷下达的职事。

　　因此，明朝的学问和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根本无法与唐宋时期相媲美，连字都不敢随便用了，如何能写出精妙绝伦的文章?

　　文字狱，对于当朝者而言，是一件令他们感到无比“头疼”的事情，因为他们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了这个社会蠢蠢欲动的反心。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它确是一件令人们扼腕痛心的事情，在这样混沌的文化环境里，明朝的文人们既不能承上，又无法启下，它们就好比是绿洲之后干涸的沙漠，曾经令人眩目的中国文化在这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断层，如何重现前朝的文化辉煌，成了摆在后人面前极为严峻的文化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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