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后，南朝梁文学在江陵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复兴。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陵政权始于承圣元年(552)，终于承圣三年(554)。在此三年内，梁朝处于侯景之乱后的短暂和平期。在萧绎的号召下，江陵聚集了大量的文人精英。他们在此处校订典籍，举行了诗歌演唱和活动。

　　一、江左文人集团的重组

　　梁太清六年(552)三月，萧绎领荆州军平定侯景之乱;十一月，萧绎据江陵正式称帝，改元承圣。江陵政权正式走上历史舞台。江陵一直是南朝重镇。西晋末，中原世族南迁，部分世族侨居于江陵。梁朝时期，江陵士族已成为江左士族的中坚力量，如南阳宗氏、南阳庾氏。

　　另外，江陵历来为荆州治所，南朝历代的荆州刺史大多是皇室宗族，他们当中有很多喜爱文学的人，他们的经营为江陵打下了一定的文学根基。萧绎镇守江陵时，亦积极接引文学之士，遂成著名的“西府文人集团”。萧绎能在江陵召集众多人才，一方面凭借的就是其文名远播，另一方面，则是凭其戡乱之功。

　　相比同时期的其他势力，如益州萧纪、雍州萧詧等，都在侯景围困建康时拥兵坐观，而萧绎却带领以王僧辩为首的荆州军剿灭侯景，自然树立了很大的威望。加之其镇守荆州多年，“拥全楚之资”，颇具实力，所以，萧绎建立的江陵政权颇具号召力。侯景之乱后，很多文人纷纷投奔至江陵，一时间，江陵汇聚了梁末众多的文学精英。

　　投奔江陵的文人中，有萧绎主动接引者，如王褒;有王僧辩为其招募者，如沈炯;有自发西上者，如姚察父子。王褒是南朝高门琅琊王氏的后裔，萧绎欲待之以不次之位。可见琅琊王氏门第之高、文才之盛。

　　侯景之乱时，王氏家族遭受重创，王褒以家族及自身文名西赴江陵，对元帝而言具有相当强的文化号召力，于其自身而言亦是家族文化的延续。王僧则辩在平定战乱的过程中，曾为元帝招揽到不少人才。如萧大圜，是侯景之乱后鲜少幸存的萧氏子孙之一，王僧辩对其招募，带有巩固元帝势力的政治意图。

　　大圜至江陵后，元帝令大圜告知其兄汝南王大封等前来拜谒，即可知元帝意在控制这些威胁其皇位的子侄。另如庾肩吾、庾信、姚察父子、颜晃等，皆为侯景之乱后自发投奔江陵政权者。《陈书·姚察传》载：“元帝于荆州即位，(察)父随朝士例往赴西台，元帝授察原乡令。”以其“例”字可见，当时投奔江陵者甚众。

　　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文人们本身就脆弱不堪，亟需求一个安稳之地投靠。尤其是一些高门大族之后，他们肩负家学传承之任，更加渴望新政权能重新走上治世乃至盛世之路。

　　江陵政权灭亡后，这些文人或入北，或入陈。庾信、王褒入北周后为宇文氏礼遇，阴铿、徐陵入陈后亦为重要文人。可见，在建康文学遭受重创后，此时期聚集江陵的文人，是多么优秀和重要。

　　二、典籍校订中“四部”名称的标目

　　萧绎在江陵即帝位之后，欲定都于此，遂命王僧辩将建康留存的书籍运至江陵，并敕学者、文人进行整理、校雠。梁朝很多典籍都保存于台城宫殿内。侯景之乱时，建康城“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很多宫殿被烧毁，幸有部分保存良好，文德殿就是其中之一。王僧辩运往江陵的典籍就多为文德殿所存。

　　文德殿为梁朝校订典籍、讨论文学的机构，兼具学术和文学功能，在武帝天监年间与萧纲入主东宫两个时期最为繁荣。入文德殿者，一为在此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人，一为受武帝宴请参与论诗作文等活动的人。此二者中，既有博学多识的儒生，亦有才华横溢的文人。

　　武帝天监时期，王僧儒、张率、袁峻、丘迟、到沆、庾于陵、许懋等人皆入直文德省，校订坟史，撰录典籍。而若王训、萧子恪、贺琛、王规、沈众、张讥者，皆曾被召入文德殿，奉诏赋诗作文。《隋书·经籍志》录有《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和《文德殿目录》，皆为在此地的文人学者整理校雠之果。

　　文德殿书目的整理校雠，为梁朝汇集了大量珍贵典籍，是南朝自刘宋以来图书业的一大盛况。武帝“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梁朝公私典籍之盛为前三朝所不及。萧绎作为武帝之子，特著《金楼子》记其聚书之好，又在即位后特令王僧辩将书运往江陵，与此不无关系。

　　在武帝召集群臣赋诗的宫殿中，包括文德殿、华光殿、寿光殿等，其中属文德殿所聚次数最多。其中原因，当是文人集体作诗好用典隶事以炫文技，不免有竞争之意。文德省作为当时最大的聚书机构，不仅为武帝所喜，亦为文人所爱，因而成为武帝时文人集会的常聚之所。文德殿论诗作文之风亦延伸至萧纲入主东宫时。

　　时萧纲“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其中，张长公即为武帝时入直文德省的张率之子。文德省的存在，既承担了聚书的职能，又为文人论诗唱和提供了辅助作用，可为当时一文化标杆之所在。侯景之乱后，文德殿的典籍悉归江陵，自然会引起很多文人的重视，包括萧绎在内。

　　对萧绎个人而言，这既是为了个人之喜好，亦是巩固江陵政权的方式。对侯景之乱后四散各地的文人来说，这些典籍具有极大的文化向心力。《陈书·周弘正传》载：“及侯景平，僧辩启送秘书图籍，敕弘正雠校。”可知，元帝组织了学人对王僧辩运来的典籍进行了整理雠校。以颜之推所记，参与校书者共十六人。

　　以经、史、子、集四部分为组，每组四人。在现存史书中，有明确姓名记载者共十人：周弘正、王褒、殷不害、王孝纪、徐报、庾信、周确。其中，周弘正为经部领校人，王褒为史部领校人，殷不害为子部领校人，庾信为籍部领校人。

　　此次校书是元帝组织江陵文士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校书活动，其意义在于：明确了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名称。古书典籍的目录分类始自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编《七略》，因其中《辑略》为总序，所以实际上是将书籍分为六类。后来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延续了刘氏父子的分类法。

　　西晋时期，荀勖作《晋中经簿》，首次将书籍按六艺小学、诸子百家、史传记录、诗赋作品四部进行分类，并以甲、乙、丙、丁四字进行标目。东晋李充撰《晋元帝书目》，沿用了荀勖的四部分类，并以甲、乙、丙、丁进行标目。

　　不同的是，李充将荀勖的四部分类顺序调整为：六艺小学、史传记录、诸子百家、诗赋作品，近似后世的经、史、子、集之顺序。南北朝时期，南齐王俭撰《七志》，梁朝阮孝绪撰《七录》，二者都延续了两汉时期的分类方法。

　　又有刘宋时期，谢灵运编的《四部目录》;南齐时期，王亮、谢栔编《四部书目》;梁朝时期，任昉、殷钧编《四部目录》，又名《文德殿目录》，刘孝标编《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刘杳编《古今四部书目》。可知，书籍分类自两汉至魏晋，是由“七分”(实际为六分)转变为“四分”，至南北朝，则“七分”与“四分”并存。

　　直至《隋书·经籍志》，将书籍按经、史、子、集顺序分类，正式确定了四部分类顺序和四部名称。在“七分”与“四分”并存的南北朝，江陵文士选择后者进行整理校勘，可以间接看出其领导人萧绎的四部分类观念。萧绎在其《金楼子·著书》中，将所得图书分列目录，按甲、乙、丙、丁分类，四类顺序亦近似经、史、子、集之序。

　　另外，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四部分类顺序虽逐渐靠近经、史、子、集之序，但鲜少见到“经史子集”的明确标目，唯有颜之推记载的此次江陵校书，明确出现了书籍四部的名称——经、史、子、集。此次校书，可以说是现存文献记载中首次出现四部分类“经史子集”的名称。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三、诗歌唱和中宫体诗风的复苏

　　侯景之乱虽然导致了以萧纲为中心的宫体文人群溃散，但江陵政权集聚了荆、扬两地的文学精英，他们在萧绎的领导下，偶尔有举行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只是这些活动因战火破坏记载甚少。在现有的史料中，仅可略窥一二。

　　《陈书·徐俭传》载：“侯景乱，(徐)陵使魏未反，俭时年二十一，携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闻其名，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尝侍宴赋诗，元帝叹赏曰：‘徐氏之子，复有文矣。’”徐俭，即上述参与子部校书之徐报，为徐陵长子，“幼而修立，勤学有志操”，颇有徐陵之风。以上文记载看，徐俭曾做过一首侍宴诗，只是如今不见。

　　徐俭与其父相同，也曾出使北地，庾信曾作《徐报使来止一相见诗》曰：“一面还千里，相思那得论。更寻终不见，无异桃花源。”可知，徐俭出使北方时曾看望过庾信。从庾信给徐俭所赠诗可以想见，徐俭应是承其父之学善于作诗的，否则庾信也不会以诗相赠。

　　另北周滕王宇文逌曾提及庾信在江陵的作品集：“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可知，在萧绎领导的江陵政权中，不仅有帝王组织的宫廷宴会赋诗，文人私下亦有不少的诗歌创作。另一处集中性的文学活动当属元帝等众人作《燕歌行》了。

　　此次诗歌唱和活动，原作者为王褒，元帝及庾信等人皆为和作，众人作品合为《燕歌行集》，今所见“三数篇”，正是元帝、王褒、庾信的三首诗歌。萧、王二诗皆承袭魏文帝《燕歌行》之“行役不归，夫人怨旷无所诉”，风格偏于婉丽。

　　元帝之作纯写少妇闺怨，流于哀婉，王褒之作分述征人思妇，首尾皆以思妇情思为主，风格较元帝之诗更为明丽。二位诗人都是生活在宫墙之内的贵族，对外界的接触也鲜少能真正领略塞北寒苦，一点了解多是来自于史书中的描述，因而所谓“妙尽关塞寒苦之状”未必属实。

　　相比而言，庾信之作在艺术上要胜过元帝和王褒。如：“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诗歌前半部分写将军征战之久，行人戎役之苦，悲凉慷慨，顿挫激昂，其中写景状物甚是辽阔苍茫。后半部分又回到昔日宫体旧调，写思妇离情之深，空床独守之难，风格绮丽轻冶。

　　最后四句转而表达了作者求仙问药的畅想。江陵政权建立时，既要面临萧氏皇族内部争斗，又要提防北部西魏的虎视眈眈。在人人自危之时，诗歌结尾却宣扬了这种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颇不协调。

　　这种矛盾的现象是特殊的时代环境对诗人人格造成的影响：侯景之乱发生后，庾信投奔萧绎，并对江陵政权寄予热切希望。然萧绎生性多疑，对部下甚为猜忌，以致君臣离心。他甚至起用侯景余党，继续攻杀威胁其政权的皇室亲族，此为内忧。而东、西魏虎视眈眈的环伺，对于战后国力弱小的江陵一隅而言是极大的危机，此为外患。

　　诗人心中既希望梁朝能在江陵继续延续，又对严酷的政治形势无可奈何，诗歌情感只得表现得非常复杂。透过社会背景可知，庾信诗歌中的哀怨之情不仅是思妇、征人的哀怨，还有更大的社会哀怨，这种哀怨之情相比王、萧二诗流于表面纤靡之风而言，更加深透，更多层次。王夫之评此诗曰：“故人患无心耳，苟有血性、有真情如子山者，当无忧其不淋漓酣畅也。”

　　四、总结

　　总体而言，侯景之乱虽然打破了梁朝安逸享乐的和平，使得京都建康的宫体诗人群四散飘零，宫体诗创作也因战乱被搁置，但萧绎建立的江陵朝廷积聚了建康、荆州两地的文学精英，文人校勘典籍，对书籍四部名称进行了明确标目。

　　江陵文学出现短暂的复兴，他们的《燕歌行》唱和活动反映了在相对稳定的短暂时期内，梁末文学出现了宫体诗复苏的迹象。元帝与王褒二人的《燕歌行》延续了梁朝宫体诗的艳丽之风，而庾信的《燕歌行》既有宫体诗之丽，也包含了对时局担忧的复杂情感，相比元帝、王褒二人之作更加深沉，此诗可被视为庾信诗歌诗由梁朝宫体走向暮年诗赋的重要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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