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元帝时期，一位以司法公正闻名的丞相于定国，在仕途巅峰之际选择辞官还乡。这位历经昭帝、宣帝、元帝三朝的老臣，其谢幕背后既有个体对政治责任的深刻反思，也折射出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
一、司法世家：从东海孝妇案到廷尉之位
于定国的政治生涯始于家族传承。其父于公任东海郡决曹时，曾力主为冤杀的孝妇平反。此案因孝妇蒙冤致郡中大旱三年，新太守依于公建议祭孝妇冢后“立降大雨，当年丰收”，成为汉代司法史上的经典案例。这种“决狱平”的家风深刻影响了于定国，他自幼研习法律，历任狱史、郡决曹、廷尉史，逐步积累司法经验。
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王刘贺荒淫无道，于定国上书劝谏，虽未阻止刘贺被废，却因此进入汉宣帝视野。宣帝即位后，他因“规谏刘贺”之功升任光禄大夫，后擢升廷尉。在廷尉任上，他确立“疑罪从轻”原则，审案时“务在哀怜鳏寡”，史载“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与张释之并称西汉司法双璧。
二、相位沉浮：从甘露封侯到永光谢罪
甘露三年（前51年），于定国接替黄霸任丞相，封西平侯，达到仕途顶点。然而，元帝即位后，西汉政治生态发生剧变。元帝性格柔弱，重用宦官石显，导致“公卿以下争相谄媚”的乱象。更严峻的是，关东连年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朝廷舆论将灾异归咎于大臣失职。
永光元年（前43年），元帝两次下诏责问丞相、御史大夫：
地方治理失效：盗贼横行却“捕盗不力”，官吏“诬告好人致无辜死者屡见”；
官员选拔失察：郡守级官员“多不称职”，县令丞尉“名不符实”；
民生政策失当：农田受灾却“官吏不减免租税，反而催收更急”，流民“饥寒疾疫交加”。
面对元帝“逐条陈述朕之过失”的严词，于定国上书认罪：“坏官未除，盗贼未逮……百姓冤屈，州郡不处理……皆臣等失职。”尽管元帝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宽慰，但于定国仍坚持“以年老为由”请辞。次年，元帝最终同意其归乡，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
三、辞官动因：多重困境下的政治选择
于定国辞官并非单纯因年老体衰，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政治责任压力：元帝将灾异与官员失职直接关联，形成“天人感应”框架下的问责机制。作为丞相，他需为“流民入关”“盗贼横行”等社会问题承担领导责任；
宦官势力掣肘：元帝重用石显导致“政事大小皆决于显”，丞相权力被架空。于定国虽“明了熟悉政事”，却难以推行改革；
司法理念冲突：他主张“疑罪从轻”，而元帝时期“诬告成风”，司法环境恶化。例如，他审理杨恽案时虽仅免其官职，但杨恽后因“怨望诽谤”被杀，暴露司法尺度与皇权的矛盾；
身体与年龄因素：七十余岁高龄确使其难以应对繁重政务，但更关键的是对政治生态的失望——他辞官后，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史高亦相继去职，形成“三公集体引退”的罕见局面。
四、历史回响：士大夫精神的双重遗产
于定国的辞官，既是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是西汉中后期士大夫群体困境的缩影。他以司法公正立身，却在政治浊流中难以施展抱负，最终选择以退为进。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抉择，延续了汉代士人“以道自任”的传统。
其影响深远：
司法遗产：他确立的“疑罪从轻”原则被后世沿用，成为中华法系的重要理念；
政治警示：他的辞官暴露了西汉“引咎辞职制度”的局限性——大臣需以极端方式（如灾异问责）才能全身而退；
文化象征：百姓为其立“于公祠”，元帝赐安车驷马，彰显社会对清正官员的永恒追慕。
于定国的故事，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历史注脚。他以司法者的理性审视政治，以士大夫的担当选择退场，在权力与道义的张力中，为后世留下关于责任与智慧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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