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的璀璨星河中，张嘉贞（666-729）以“明法理政”的治世才能著称，却也在历史褶皱中留下耐人寻味的复杂印记。这位历经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的宰辅，其人生轨迹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盛唐政治生态的多重面向。
一、明法擢才：从县尉到宰辅的仕途传奇
张嘉贞的崛起堪称寒门逆袭的典范。据《旧唐书》记载，他以明经科入仕，初任平乡县尉时便以“明于听讼”闻名。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亲自主持制举考试，张嘉贞以《河洛豪杰檄》一文获得“才堪经邦”的考语，直接擢升为监察御史。这种非常规的晋升速度，在唐代仕途中堪称异数。
在并州长史任上，张嘉贞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整顿军备、严明法纪，使边疆“烽燧无警”。更令人称道的是其举荐人才的气度，《资治通鉴》载其“前后上表荐引四十余人，皆为当时名臣”，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名相的张说。这种“举贤不避亲”的胸怀，为开元前期的政治清明奠定基础。
二、刚愎自用：权力巅峰的政治失格
开元六年（718年），张嘉贞拜相，却暴露出性格中的致命缺陷。他“性简傲，不能取容于人”，在相位上独断专行，甚至当廷与同僚争执。《新唐书》记载其与户部尚书裴耀卿在政事堂的激烈冲突，导致“百僚悚息”。这种刚愎自用的作风，与张说“以和为贵”的为政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更致命的是其经济政策失误。他力主恢复“租庸调”旧制，反对宇文融推行的“括户”新政，错失解决均田制危机的良机。当关中饥荒爆发时，其坚持的“就食东都”政策引发民怨，最终成为其下台的导火索。
三、奢靡之风：盛唐贵族的生活切片
张嘉贞的私生活同样充满矛盾。他早年“居宅卑陋”，却在拜相后大肆营建豪宅。《唐会要》记载其长安亲仁坊的宅邸“堂构宏丽，冠绝一时”，园中“引终南山泉为池沼”，这种转变折射出盛唐贵族阶层的价值嬗变。
在物质享受上，他更是引领风尚。其日常饮食“必具八珍”，出行仪仗“前呼后拥，旌旗蔽日”。这种奢靡之风与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的盛唐气象形成互文，成为研究唐代消费史的典型样本。
四、历史回响：从治世能臣到政治标本
后世对张嘉贞的评价始终充满张力。李德裕在《次柳氏旧闻》中既赞赏其“明法审刑”的吏治才能，又批判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这种矛盾性在宋代史家笔下被进一步放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其视为“才胜德”的典型，与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的名相形成对照。
在文学想象中，张嘉贞的形象更加多元。唐代传奇《玄怪录》将其塑造为能断阴阳的“张相公”，而明清小说《隋唐演义》则将其刻画为刚愎自用的权臣。这些虚构形象虽与史实有出入，却反映出不同时代对权力人格的认知变迁。
五、余音绕梁：盛唐气象的个体映照
张嘉贞的宦海沉浮，恰似盛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他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既怀揣“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又难以摆脱人性弱点的羁绊。其明法擢才的吏治实践，与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共同构成盛唐政治文化的双重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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