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钞版作为中国最早纸币的印板，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印板，有人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但是由于版面图案文字与宋代有关记载不符，学者们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种纸币。更令人疑惑的是，现只存拓片，而实物已不知去向。那么它果真是宋代纸币的印板吗?
宋代出现了纸币，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们往往颇感自豪，以为宋代的商品经济和相关文化已经发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实不必太过于沾沾自喜，因为宋代的纸币发行实在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低级阶段，不但种类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小钞、关外银会子等，而且各地有别，如分四川交子、陕西交子、四川钱引、陕西钱引、淮南交子、湖北会子、四川会子等，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清。发行时，虽说有“界”，有限额，然而一旦国事需要，官府便会滥印而导致市价大跌，国家常以这种令钱币大幅度贬值的手段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
有关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大都会存有一张宋代纸币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称钞版，或被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钞版拓片呈长方形，长约十七厘米，宽约十厘米。上半部顶端是两排圆形的钱币图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面竖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半部为木屋人物图画，好像在一个仓库中，有三个人在搬运一大袋一大袋的货物。钞版无纸币的名称，且只有一个版面，不知是否还应有另一版面?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属于哪种纸币的印板?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钱币学家，尤其是货币史学家都一直在试图寻找正确的答案。
宋代钞版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奥平昌宏在《东亚钱志》上撰文，认为钞版是南宋的“会子”。1942年，中国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上发表文章，认为钞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钞版上却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见一般不应是四川交子。不过学者们大都开始认定它应是北宋时的纸币。1950年代，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它是“官交子或钱引”。1960年代再版时，又改为“钱引”，“可能是崇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钱引”。到1980年代，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把它称为“北宋的官交子或钱引”。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认为是“北宋的钱引”。其实，北宋末的钱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纸币，虽然发行范围有所扩展，但四川依然为其行使地区。
1983年，刘成仁《略论两宋商业的高涨繁荣》和叶世昌《钱引乎?小钞乎?》两文，分别提出此钞版应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朝廷为收回当十钱而发行的“小钞”的印板。叶世昌详尽论证了有关理由：小钞是北宋末年发行的四川以外地区流通的全国性纸币。所谓“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为百的省陌制度，这是一张面值一贯的小钞。发行小钞是官府临时性的措施，没有正式的纸币名称，所以印版上没有名称。文章引举了宋人《浮沚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诸史籍的有关史料加以论证，似乎颇有说服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筹中、吴中亚《两宋钞版新探》也认为是北宋小钞，指出朝廷发行小钞收回铜钱，而四川不用铜钱，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样。并对钞版的名称、面值、图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认定是真品，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南宋后期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载：“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引)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写‘一贯省文’，守倅姓押子(字)……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这段史料记载的小钞版面与上述钞版文字图案完全不同。问题是这“大观二年第一料”是首次发行小钞，还是此前崇宁五年已发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钞，那么其文字图式是否一样?这些问题，没有史籍资料可以做出满意的解说。不过我们以为，即使承认有二界小钞，只相隔二年所发行的同一种纸币，其版面文字图案不应差别如此之大。
次年，乔晓金、卫月望撰文《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认为，北宋版钞应与私交子或私钱引接近。而不应是官府发行的官交子或官钱引。因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严肃性，丝毫没有官造文书的气息，更不是小钞。并指出北宋版钞发表时，未谈出土地点与流传经过，皆属来历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为真品，是值得讨论的。质疑发表后，引起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等地学者的响应，纷纷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其中，怀疑它是私交子的说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且钞版上“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之语，也应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权能。
不过，对这块钞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确是很有道理的。此钞版今已失踪不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说其不知去向。那么，制造这块钞版的材料是否为宋代之物?这块钞版到底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块钞版如今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难以解决，又何谈其他呢?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指出：此印板肯定不是四川交子或钱引的印板，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板。但疑点重重：一、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不见记载。二、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到它不像官方纸币印板。三、拓片文字也有可疑之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不但不通，也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四、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板更近于合理，但是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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