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20世纪最伟大、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一位德裔美籍犹太人，而且是20世纪最伟大、最著名的犹太人。爱慕他的人称他为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摩西之后最伟大的人;有些人更直接地称他为“一位犹太圣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过拒绝出任以色列国总统的佳话。
中东的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于1948年5月14日，即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前一天的子夜，正式宣布成立。在1949年1月25日的全国选举中，有85%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投票，接着有120个议席的第一届议会开会，两位曾领导以色列建成国家的人当选为该国领袖：犹太人代办处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为首任总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为首任总统。
但就在以色列建国不久之后(有些人说就是第二天)，它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便爆发了。已经定居在美国15年的著名犹太人、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立即向媒体宣称：“现在，以色列人再不能后退了，我们应该战斗。犹太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在一个对他们存有敌对情绪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他也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溘然瞑目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古里安的信函，正式提请他为以色列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的候选人。自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最著名的犹太人，爱因斯坦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位置，堪称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
此日晚上，一位记者便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他：“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
“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只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
“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他昨天上午就已来过爱翁府上了。
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古里安的指示，想再次请问您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道：“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
“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的确被同胞们的好意所感动了;但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而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
不久，爱因斯坦即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后此职由伊扎克·本·兹维担任)。
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缺少必要的人事组织管理能力。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这件事既反映了爱因斯坦的低调、谦虚，对名利的淡泊、超然;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清醒、睿智。他明白，像他这样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知识和能力结构，若当一个国家的总统，是难以称职的。的确，爱因斯坦虽然是大科学家，虽然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智商最高的人之一，但真的让他成为堂堂一国之主，那不把这个国家搞乱成一团糟才怪呢!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因斯坦乃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既长期反对法西斯灭绝犹太人的暴行，无数次为争取犹太人的生存权利而大声疾呼;但是，他也反对狭隘的犹太民族主义，他希望看到犹太人“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他始终幻想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和平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可是，他们的仗打了几十年，一直战火纷飞、尸横遍野，至今仍硝烟不散、虎视眈眈，不知伊于胡底?
可是，爱因斯坦仍然支持将犹太人的定居点选择在犹太民族的发源处、犹太教的古地，并热衷于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早在1930年，他便在希伯来大学发表题名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爱因斯坦教授的讲座》的文章。他还将自己的论文都传给了希伯来大学。自1982年后，有关爱因斯坦的许多珍贵文献资料，都保存于此(原件在此，复制品则保存在普林斯顿和波士顿)。
与此同时，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其实并不信奉犹太教，他只是赞叹宇宙和自然的美丽。1954年3月24日，他在给一位工人的回信中说道：“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无限的敬仰。”
(本文选自本人所著《多情爱因斯坦》一书，京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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