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

　　《太平广记》的《李娃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荥阳公之子自打见了李娃一面后，念念不忘，经打听，知道这位女郎乃倡家，遂携重金造访。小婢急告李娃，说上次假装丢失马鞭，故意逗留不走的公子上门来了。李娃亦钟情于这位来京应试的举子，可想而知，这对青年男女的见面，该是多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谈笑间不觉“天色日暮”而街坊“鼓声四动”——所谓“禁夜”的时辰已到。李娃之母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生曰：“幸接欢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辽阔，城内又无亲戚，将若之何?”李娃也愿意他留下来，说：“不见责僻陋，方将居之，宿何害焉。”生数目姥，姥曰：“唯唯。”于是，男子得以留宿。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类似警察或城管的执法人员)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唐代韦述的《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当代人读至此，大概无不一身冷汗。

　　据说北京前门大街的宵禁，晚清还在断续施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彻底去除。可见禁夜令在中国，至少有3000年历史。犯夜的处罚，据《大清律例?夜禁》称：“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在《太平广记》的《温庭筠》中，这位晚唐知名诗人就曾因“醉而犯夜，为虞侯所系，败面折齿”。

　　说“禁夜”乃第一恶政，实不为过，以治安为名，冠冕堂皇地限制人身自由，它是封建统治者最乐用，也是最常用的专制手段。为何会有“禁夜令”?至今尚未有人考证出来。我认为，这种精神折磨的始作俑者几乎是御用文人无疑，因为文人巴结上统治者后，为了得以在权力的盛宴中啖到一点残羹剩饭，马上会从“帮闲”的说嘴阶段过渡到“帮凶”的动手阶段，以半个主子自居。先是琢磨出一个“牧”字，来描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以讨好统治者，麻醉被统治者。何谓“牧”?牧牛牧羊之牧也，于是帝王也好，官员也好，便堂而皇之地按照牧养牲畜的办法，白天赶出去自行觅食，晚上撵回来关进圈舍，以统治百姓。

　　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思想，有人格，有灵魂，有尊严。被剥夺了自由——哪怕只是一天的1/2或1/3，哪怕只是呆在自己家里，也与坐牢无异。所以，对老百姓的残害似乎不大的禁夜，其束缚手脚、桎梏心灵、钳制精神的副作用不可谓不小。

　　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一般而言，对唐朝，人必称盛唐;对宋朝，人必称弱宋。唐朝之盛，盛在其武功雄伟，军威将强，征服藩属，拓土开疆的光荣上;宋朝之弱，弱在其国土仄狭，强邻压境，纳贡求存，苟且偷活的猥琐上。盛唐，是收保护费的，弱宋，则是交保护费的。不过，从治和乱的角度来评价，唐朝的乱世之长，治世之短，适与宋朝的治世之长，乱世之短相反。

　　“凡唐之世治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所以，唐诗人元稹的《行宫》诗，才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憧憬太平往事之语。而宋朝“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麻，田野日辟”。当神宗朝发动对西夏的战事，大宋臣民已过了百十年的和平岁月，根本不知兵戈为何物。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的首都长安，占地面积大于开封，人口也过百万，但“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坊和市分开，实施封闭式管理。日暮鼓动，坊市禁闭，路人绝迹，唯有逻卒。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不夜之城，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

　　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创造出比其前朝和后代都要巨大的财富，应该说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还给老百姓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调动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现的改革奇迹一样。人心齐，泰山移。人的能动性要是激发出来，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难怪日本历史学家内滕虎次郎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朝是近世的开始。

　　因此，宋朝绝非是积贫积弱、耻辱蒙羞的王朝。积弱是事实，耻辱蒙羞也是事实，北宋最后两个皇帝被敌国捉走当了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南宋第一个皇帝被打败只能逃到海上存身，倒数第三个皇帝被元人抓走，最后一个皇帝逃到海上，也不得不被大臣背负着跳海。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再没有比两宋王朝更让人泄气的了。然而在强敌压境，战乱频仍，俯首服低，花钱买和平的三百年间，宋朝人却创造出经济上的极大丰足，文化上的极度辉煌，这是他朝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罗盘、火药、印刷术，就是这个王朝对历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人称盛唐的李氏王朝，却在这方面交了白卷。美国历史学家墨菲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年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他认为宋朝“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宋代都市的发展》中也谈到：唐代“坊”的制度“就是用墙把坊围起来，除了特定的高官以外，不许向街路开门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经完全崩溃，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开门了”。加藤繁所说的“北宋末年”，准确地说应为唐朝末年，直至五代，禁夜令流于形式，渐渐式微，民众也不太在乎了。《花间集》中张泌那首《浣溪纱》就是一个例证，其首句“晚逐香车进凤城”，明显犯了夜禁。同为晚唐诗人的张泌，要比温庭筠幸运得多，究竟小30岁，加之又逢乱世，显然已不大坚持夜禁，他这才敢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不必担心受到“败面折齿”的笞责。

　　从前人的一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领略北宋鼎盛时期的汴京夜晚。如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时已南宋，对于他曾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汴京盛况还是魂牵梦萦：“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据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都城临安，其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并不亚于汴京。而“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的夜市规模，也远超开封。

　　汴京鼎盛时拥有100万人口，而杭州的常驻人口为150万，加上流动人口和不断从北方逃奔故国的遗民，当超过此数，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固然，林升的那首《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讽刺了醉生梦死的杭城人，但生于斯死于斯的百姓，却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然而，这个好的开端，却被身后的辽、金、元，以及西夏、党项等强邻扼杀。正如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一样，文明永远屈服于野蛮。满腹诗书，体单力薄的文弱书生，打不过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这也是汉化得多一点的辽国，败于汉化得少一点的金国;而汉化得少一点的女真人，却败于完全没有汉化的蒙古人的道理。但生活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的宋人，却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时，不视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约。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宋朝的意义远不止此，严复曾说过：“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这才是我们认识宋朝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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