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9日，星期六，天气晴朗。当柏林市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恐的事实：“祖国”（Vaterland）——由伟大的威廉一世皇帝和他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一手缔造，据说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全部政治与精神内涵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霍亨索伦王室，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前一天的上午，皇帝威廉二世要求最高统帅部（OHL）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恢复国内秩序，平定11月3日在基尔兴起的水兵和市民暴动。这条命令被第一军需长威廉·格勒纳中将（Wilhelm Groener）拒绝了，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最精良的部队需要留在前线，顶住正在节节推进的协约国军队，为德国争取宽松的停战条件；驻扎在普鲁士国内和德意志各邦的后备部队早已被社会民主党人渗透，不可能也不愿意为皇帝打一场必然失败的内战。格勒纳直白地指出：“军队不愿同陛下一起干。”新任宰相、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正在饱受重感冒的折磨，他也拒绝承诺无条件保全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二世本人被迫在8日深夜逃往设在比利时温泉疗养胜地斯巴（Spa）的最高统帅部办事处，乞求71岁的总参谋长兴登堡元帅裁夺他以及整个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命运。
皇帝出走后八个小时，10万多名柏林工人涌上了街头，他们举着“和平、面包、自由”的标语，要求皇帝立即退位，政府与协约国协商停战。当天中午，因为安眠药服用过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巴登亲王从梦中惊醒，他自觉无力回天，便擅自向新闻界宣布德皇、普鲁士国王和王储已经退位。下午两点钟，在贵族们推出新的摄政者之前，内阁不管部大臣、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跑上了国会大厦二楼的阳台，激动地宣布：“帝制已被废除，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两个小时之后，左翼政党“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在城市宫（1871年之前的旧普鲁士王宫，建筑主体已于1950年被拆除）4号大门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德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
在这场革命的狂飙中，只有总参谋部（Groß er Generalstab） 犹如大海中的磐石，依旧稳固地矗立在那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威廉二世本人和德国贵族政治家的无能，兴登堡元帅及其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步兵上将（Erich Ludendorff）实际上是以一种近乎独裁的权威自行左右着战争进程的。由于兵败如山倒，鲁登道夫已经在不久之前引咎辞职了；不过在大厦将倾的情况下，皇帝还是情愿把希望寄托在兴登堡和他的军官团身上。事实上，当威廉二世在9日上午10点左右抵达斯巴时，从附近的十个集团军司令部赶来的50名师、团级指挥官有1/3以上支持他发兵镇压起义者，但总参谋长兴登堡本人却选择了沉默。
保罗·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元帅（Paul L. H. A.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在他的后半生一直痴迷于追忆已经逝去的威廉一世—俾斯麦时代。这位老元帅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退出现役了，他之所以会重回军旅，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对一个像他这样的老贵族和容克地主来说，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在于，在兴登堡这样一个老人家的脑子里，军队和民众对皇帝的忠诚都是绝对的，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民众会起来推翻君主，君主又会动用军队去攻击民众。困惑的元帅提出了一项折中建议：威廉二世仅让出德国皇帝的宝座，保留普鲁士国王的称号和权力。但一旁的格勒纳冷静地指出，那意味着来自几个非普鲁士邦国（萨克森、巴伐利亚、符腾堡）的集团军可以自行退出战争，并与倾向社会主义的后备军一起投入革命，德国依然有爆发内战的危险。情急之中，元帅和皇帝只有做出最不情愿的选择：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将声明放弃一切君主权力，并立即前往中立国荷兰避难；兴登堡则留下来与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打交道，协助他们与协约国谈判停战。
在德国军队的历史上，1918年11月9日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自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以来，皇帝一直是军队的象征和盾牌，军队则是皇帝的手足和长剑；1871年第二帝国建立后，军队又向霍亨索伦王朝宣誓效忠。这种观念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当“皇冠成打落地”（列宁语）之后，崇尚秩序与权威的军官团一时竟无所适从。在德国历史上，军队第一次与君主制分离开来，它现在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共和国这种全新的政体中找寻恰当的位置。而所有的前景都尚未可知。
十多年后，已经当上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这样回忆他在1918年11月9日那天的心情：“我本人被置于无望的境地……这一刻在我一生中都萦绕在脑海里。”这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此后二十余年中都将如幽灵一般萦绕在整个总参谋部军官团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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