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一位做老师的朋友聊天，听说现在高考的本科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了。即便第一年考不上的同学，复读一年，基本也就考上了。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对一小部分读书人来说，是一步登天的阶梯，但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却是个大坑。古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才是意外，可见录取率之低。
比如，那个“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康熙年间考中秀才，此时只有20岁左右；雍正时才考中举人，此时已经40岁；乾隆时才考中进士，此时已经44岁了。考中进士后，常年郁郁不得志的郑老兄终于扬眉吐气，写下了这两句饱含辛酸的诗句：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比如，那个因“公车上书”留名青史的康有为，小时候是个神童，11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但无奈考运不佳，仅仅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又是考了七次才中，好在时来运转，进士一考即中。可他时运不济，考中进士时，清朝已经岌岌可危了。他愤怒不已，于是搞了个“公车上书”，可是光上书还不过瘾，就又搞了个“戊戌变法”。
郑板桥和康有为虽然历经挫折，好在最终的结果还不错，算是“不幸”中的幸运儿。另外一些人就没这么好运了。比如《聊斋志异》的作者，大文豪蒲松龄，考中秀才后，接连四次参加乡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一直到了垂垂老矣的72岁，才被朝廷补为“岁贡生”。什么是岁贡生呢？比秀才的地位高那么一点点，但仍然不是举人。
看起来，蒲松龄已经够惨了，但还有比他更惨的：清朝时安徽的一位老秀才，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乡试，但最终还是没能中举。乡试三年一次，这位老先生光是参加乡试，就用去了七十二年光阴，到最后一次参考，已是年近九旬。想想真是一把辛酸泪。
客观来说，在创立之初，科举制度还是很有进步意义的。至少，它让出身寒门的下层子弟看到了希望，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打破阶层板结，促进各阶层之间的正常流动。用更通俗地话来说，就是可以凭借个人奋斗实现屌丝的逆袭，迎娶白富美，登上人生巅峰。
最初的科举制度，也是真的可以选出优秀人才的。比如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站在城楼上，看着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曾经兴奋地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明清时，科举考试就开始就变味了。“八股文”的考试模式，让很多考生变成了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即使原本是个人才，经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这一圈蹂躏，也基本就洗脑成功，变成满嘴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了。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早就跑到爪哇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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