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一千年前，我们的足球水平领先世界，甩世界各大俱乐部几条长安街都不止。世界杯、欧洲冠军联赛、欧洲杯、所有联赛一齐在大宋朝举行，奖杯统统收入囊中，奖杯直拿到你手发软。
说到大宋的足球圈子，势必得讲到当时的足球先生——高俅!在名著《水浒传》第二章中，高俅就闪亮登场了。在书中，高俅是开封城中的一个破落户子弟，今天的话就是一个混社会的蛊惑仔，说好听点就是社会闲散人员。是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十恶不赦的奸臣。
然而，历史上的高俅真是如此吗?
首先，高俅不是市井小民，也不是什么流氓无赖，更不曾将林冲逼上梁山。
高俅，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最早是苏轼的书僮。他不但聪明灵俐，而且写的一手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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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在位期间，在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排挤下，两头受气的苏轼被下放到地方任职。苏轼将侍姬这些全部发遣，却单单放心不下高俅，准备将他托付给同年曾布，哪知道曾布为避瓜田李下之嫌，婉言拒绝。苏轼无奈，转而将高俅推荐给了好友王诜。
苏轼被贬出京，精人情世故的高俅留在王府，很快又成了王诜的亲随。
王诜是神宗妹夫，在《水浒传》中却成了徽宗皇帝妹夫，整整差了一辈。宋室待外戚如同防贼，王诜只好每日诗酒自娱。因为其书法、词作、画作艺术成就颇高，一来二去，与同样坐冷板凳的端王赵佶臭味相投，成了艺术上的知己。
一天，赵佶、王诜二人一起等待上朝，赵佶向王诜借箅子修理鬓角。王诜的箅子刀制作精美，赵佶很喜欢。恰好王诜还有一把一模一样的，退朝回来就打发高俅去给赵佶送去。高俅到了端王府第，赵佶正在和一帮人踢球。赵佶虽然喜欢踢球，但只是个区县队的水平，见高俅在一边表现的不屑一顾，于是邀请他下场一起玩。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高俅一下场，“这气毬一似鳔粘粘在身上的”，其他人全成了打酱油的。高俅露了这一手，立即技惊四座。赵佶为其球技折服，于是派人告诉王诜，箅子收到了，送箅子的人也一并收下，不谢!
就这样，高俅又成了赵佶的身边人。如果说高俅当年随在苏轼身边做书僮，只能说他是在县级市的地方球队混的话，那么进入王诜府第他就等于因球技高超被选送到了省队。经过多年培养与提高，他入选了国家队，并荣幸地戴上了队长的袖标。俱乐部老板当然是端王赵佶了。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历史证明高俅是个福将。到端王府时间才月余，喜从天降：哲宗皇帝因为滑精不止，年纪轻轻就龙游大海。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本来一心想做个太平王爷的，哪知天降大任于斯人，因缘巧合之下，成了哲宗接班人，史称徽宗。
赵佶即位为君后，每天见到的全是些陌生面孔，下朝后再看高俅这些亲随，自然会觉得特别亲切。有心提拔高俅，但王朝选拔任命官员有一套制度，并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水浒》中写的完全是小说家言)。文官都需要进士出身才可以，高俅的文化最多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属于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那种，伪文化人一个。让他去考公务员，等于是赶鸭子上架。
此路不通，只好改弦易张去当武官，好在武官对文化素质几乎没有什么要求，不但薪酬高、升职快，最重要的是可操作性强。
在徽宗的安排下，高俅先是下到想西北边防刘仲武军中挂职锻炼。刘仲武虽是一介武夫，却精通人情世故，乐得与新君心腹为伍，对他处处照顾。高俅本就为人圆滑，一来二去与刘仲武相处融洽，二人居然成了朋友。
运来如山，就在高俅在基层镀金时，恰好刘仲武率军打了几次胜仗。很快，高俅因军功得到提拔。此后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殿帅，遍历三衙、掌管禁军二十年。高俅成了徽宗朝的当红辣子鸡，小伙伴对他踢而优则仕的彪悍人生羡慕妒嫉恨，一样的仆役随从，级别、待遇怎么相差这么大呢?见有人心怀不满，徽宗也懒得和这些货计较，淡然表示，你们也能如高俅那样踢的一脚好球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
本来，军事就是宋政府的短板，高俅并不是什么军事家，自然无法对大宋朝的国防建设做出杰出贡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蹴鞠”一词，始见于《史记-苏秦列传》，战国时期，蹴鞠这项运动就有了。刘向《别录》载“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蹴鞠兵势也，所以讲武知有材也。”战国以来，蹴鞠是军队演练的一种，属于士卒的训练科目之一。蹴鞠是对抗性很强的体育运动，在有宋一代成了军队必修课之一。派蹴鞠高手高俅去军中推广蹴鞠运动，徽宗皇帝也算是用其所长。
好在高俅是个千年一遇的复合型人才，除了在宋军中大力推广足球运动之外，为迎合徽宗好大喜功的心理，在训练军队时做了许多表面文章。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每次阅兵，总是以锣鼓喧天开始，吹吹打打结束。期间花样百出，徽宗瞧的频频点头，每次都是满意而归。
高俅不懂军事，却特别留意提拔“潜心武略、久习兵书”的军事人才。顺昌之战大败金兀术的抗金名将刘锜是刘仲武之子，40多岁时仍默默无闻，高俅发现、荐举了他，刘锜这才从军中脱颖而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非但如此，高俅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发迹之后，念念不忘苏轼提携之情。只要有苏轼的子侄入京，“则给养、问恤甚勤”，与那种刻薄寡恩，过河拆桥之徒截然不同。
高俅与蔡京、童贯等奸佞并非一党，靖康年间，女真人渡过黄河南侵，宋徽宗禅位给儿子后，连夜逃离了汴梁城南下。因为走的匆忙，只带了蔡攸(蔡京之子)等几个亲信。高俅闻讯之后，立即与童贯赶往泗州护驾。哪知道，期间和童贯等人发生冲突，童贯与他的胜捷军护送徽宗继续南下，将高俅丢在了泗州。
高俅心灰意冷之余，回到汴梁城，不久病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高俅并没有卷入徽宗、钦宗父子相疑的内讧之中，得以寿终正寝。与蔡京、童贯等人的下场相比，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总的看来，高俅大节无亏，庸人之资却因缘际会窃据高位，为后人诟病也是情理之事。
高俅在掌握军政大权时候大肆贪腐，不去琢磨着如何提高宋军的战斗力，反而将军营改建成私宅，还将禁军将士当作自家仆役苦力，导致军政不修、纪律废驰，战斗力下降。当女真军兵临汴梁城下时，城中十余万禁军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汴梁城防在女真军的攻击下易手。二帝北狩，北宋覆亡，高俅确实难辞其咎。
但在北宋末年政治逸豫、腐败的大气候下，换什么人主持军政，也于事无补，无法挽救宋王朝的覆亡命运。《水浒传》那样埋汰高俅，无非是彰显“乱自上作也”。
或曰：众口铄金之下，高俅成了将林冲逼上梁山的罪魁祸首，从此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留下了骂名千载。施耐庵如此处理，其原因早就借宋江之口说出了原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试若高俅这厮活在当下，率领国足冲出亚洲，勇夺世界杯冠军，任命其掌管足协，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换个技术型官员去管理，总比外行指手画脚瞎哔哔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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