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奇才张裕昆:被朝鲜文人赞为“王羲之”

  张裕昆,清乾隆时期沈阳人,本名张又龄,字裕昆,号万泉居士。迄今为止,在现存所有清代官书以及东北地方文献中,都无法找到张裕昆这个名字。如果不是我在韩国首尔大学从事研究期间于奎章阁图书馆收藏的《入沈记》一书中读到他的事迹,怎能相信乾隆年间的沈阳城中竟有这样一位旷世奇才!请看朝鲜文人李成仲在书中写下的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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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观万泉翁三十岁写真,韶颜英风,蔼然芳华。方其品题图书,分列花石也,必有词朋墨徒、高释道流为之左右,如兰亭之群贤、竹溪之六逸也。又若梧桐月上、芰荷风来,鹤避烟而鱼吞墨也,必有玄谈穷道德之妙,佳句得风雅之余者矣。乃不使东海李成仲置身其间,而见翁于二十七年之后。”

  文中将57岁的张裕昆赞美为“兰亭”群贤中的王羲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试问在中韩(朝)两国五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中,哪一位中国学者得到过来自东邻文人的如此褒奖?以笔者之寡闻,恐怕无人超过张裕昆!

  李成仲本名李晚秀,字成仲,他写下这篇文字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当年乾隆皇帝出关祭祀祖陵,朝鲜派出以左议政李福源为首的“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前往沈阳接驾。李成仲是朝鲜使团正使李福源的次子,考取了进士尚未补官,以李福源随员的身份前往沈阳。

  张裕昆祖籍山东登州(今属烟台市),其先人在清初被编入汉军八旗。由于父亲早逝,他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弃学从商,在30岁时过上了“品题图书,分列花石”的富裕生活。由于张裕昆一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二没有出仕做官,三没有文学著述,四没有巨额财产,所以在清代地方文献中见不到对他的任何记载。

  由上述可知,他们两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差极为悬殊。张裕昆出身普通的旗人家庭,不过是沈阳城中一个衣食无忧的满族商人,而李成仲却是邻国高官显宦之子,前途无限的年轻进士。因此,他们两人能够在沈阳城中万泉河畔(今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路)相识,充满了偶然性。

  欲识名士真面目

  按照乾隆帝的谒陵计划,拟在七月末到达沈阳,并在城中度过他的73岁生日。因此,朝鲜政府派出的“圣节及沈阳问安”使团于六月十三日离开首都汉城,尽管在途中接到清朝礼部乾隆帝谒陵日期推迟至九月的通知,仍然于七月十九渡过鸭绿江,八月一日到达沈阳外城,入住清朝安排的三义庙内。李成仲与同行的从弟李君稷(李福源之侄,本名李田秀,字君稷)便利用充裕的等待时间,拜访沈阳城中名士。然而,从八月初一到二十二日,李氏兄弟连续拜访四位文士,均失望而归。

  查桐是他们拜访的第一位名士(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记载:查桐为浙江海宁人,监生出身,时为辽阳州吏目)。岂知到沈阳后的一周内,尽管他们逢人就问,打听的结果却是:查桐本人在辽阳做官,不是沈阳人,由于官小,不可能来沈阳接驾。

  宣聪是他们拜访的第二位名士(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记载:宣聪,乾隆乙未科进士,候选知县)。李成仲兄弟在数日内接连三访宣聪家,每次都碰壁而回。

  张凤鸣是他们拜访的第三位名士(据阿桂等修《盛京通志》卷41记载:张凤鸣为湖北黄冈人)。但是,身为奉天府治中的张凤鸣以“此处多上官,不便见外人”为由,拒绝和李成仲见面。

  周锦是他们拜访的第四位名士。因李成仲当天有事,由他的从弟李君稷与单姓生员一起去拜访周锦,岂料归来说:见周锦倒是非常顺利,就是一问三不知,“且令学堂先生代谈,颇失所望”。

  张裕昆是他们拜访的第五位名士,时间是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李成仲兄弟根据周锦提供的线索找到张家:“门临万泉河,十数间屋子,仅蔽风雨,可知寒士生涯。 ”院中有一老妇人,对来客说主人不在家。李成仲请她取来纸笔,给主人留一个拜帖,以便再次前来。老妇人进入屋内去取纸笔,过了一会儿,屋内走出一位“颁(斑)白颜发,中人身材,颇有林下气”的男子,这是张裕昆留给李成仲的第一印象,似乎并无多少好感。

  经商教子有华章

  李氏兄弟被张裕昆请入内室,“四壁下放古今书籍,多是书铺所未见者。几硕茶香,净洒可喜”。主客落座寒暄数语后,客人以“不娴汉语”为由,请主人拿出纸、砚笔谈。李成仲书曰:“仆等东海鄙人也,初入大邦,愿一与沈中名士会面……昨者,有人袖示《潘梅轩诗集》,卷中有先生跋文,真好文章,读其文,不能不慕其人,今日特来相访。”这段文字既表明了来意,同时也解释了来拜访张裕昆的原因。

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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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昆看后,连连拱手,并且提笔写道:“仆系布衣,并非名士。”客人问:“先生是民家,是旗下?”主人答称是旗下人,又书:“仆是市人,实非命士。”李氏兄弟见张裕昆一再谦称是“布衣”百姓,便接连写下徐乾学、朱彝尊、顾炎武等清初著名学者的名字,以试探张裕昆的学问。张裕昆看出朝鲜客人的用意,回答之后,便主动发问:“贵国有闺秀许素(景)樊,八九岁能咏诗,果然否?”李成仲大吃一惊,忙问:“何以知其人也?”张裕昆答称:“鄙所藏此文集矣。”而就这一答,足以让客人明白主人绝非等闲之辈。试想一下,商人出身的张裕昆不仅知道朝鲜有一个八九岁能咏诗的女诗人,而且还收藏其文集,恐怕当时的进士也达不到他的饱学程度。

  接下来,李成仲笔问:“宣聪文章写的到底如何?”张裕昆答:“八股不过应制,诗文稍可。”其弟李君稷见进士出身的宣聪仅得到张裕昆“诗文稍可”的评价,趁机提笔写道:“今来宅下萧然,图书已令顿消鄙吝。先生虽欲谦挹,能辞沈阳名士之称乎!”

  张裕昆连忙转移话题,问兄弟两人居何官职?李成仲回答说:自己是进士,兄弟是秀才。张裕昆议论说,朝鲜的科举制度强于清朝:“此中人汩没于八股中,更无可观”。他又拿笔写下:“现今官途甚难,学人出仕,等三十年,犹难作州县官。词林出身虽清高,非家道殷富培植不可。某退居林下,教子务本业,亦足自娱,何必慕名士之虚名,而不能副其实也。”这段文字巧妙地表达了张裕昆不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例如,前面提到的进士宣聪就是如此。所以,张裕昆选择了经商教子,过着隐士的生活。

  话说至此,李君稷顺势向张裕昆提出:“先生必有诗文华稿,请一玩。”张裕昆答称多年笔砚荒疏,没有留下存稿,何况即使有也不敢呈览,以免贻笑大方。随后,张裕昆拿出《潘梅轩诗集》,问他们是如何找到这本书的。李君稷说是一个来自海州(今海城)的单姓生员拿给他们的,并且翻到书中《题张裕昆桐阴小照》处,指着题诗中“手把玉版爱谈禅”句问道:“先生果爱此耶?”张裕昆笔答:“禅家顿悟,别有妙解。”表明自己确实很喜欢佛教的禅宗。

  李氏兄弟向张裕昆告别时,双方约定:以后张裕昆如果有时间,请到朝鲜使团住地相会;张裕昆若是不在家,则请朝鲜客人到张家后边广发号当铺,或到城里长裕号、长春号店铺找他相叙。李君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数十日东寻西找,终未见一人。此子虽未见大可意,亦自肮脏朊略少城市态,谈说亦频频可喜,即其室中图书,足令人开眼。是日与仲兄相顾怡然。

  在以后的频繁交往中李君稷才知道,说张裕昆的学识“令人开眼”,只说对了一半而已。

  谁谓沈中无人士

  八月二十六日,李君稷打算去拜访张裕昆却因雨受阻,正当他闷坐房中心情烦躁之时,忽然听说张裕昆前来看望,将其迎入屋内,略作寒暄后,仍用笔谈。李君稷问:“方今天下,谁为第一文章?”张裕昆答:“愚困守家庭,实不知谁为第一,不敢妄答。”李君稷又问:“天朝以朱彝尊为文宗,果然否,毛西河淹博不减古之学者,而所论多与宋儒相反,今之君子以为何如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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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昆的看法是:朱彝尊著作虽然很多,而文笔不如魏禧、侯朝宗、施润章、王士祯和汪琬诸人,毛西河知识渊博,而生平喜好攻击宋朝儒学大师朱熹,因此影响了个人的声誉。他又补充道:“魏、侯两人文集现在犯禁,故不传。”魏禧和侯朝宗两人参加过抗清斗争,思想上不承认清朝的统治,并在其作品中有所表现。乾隆帝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大兴文字狱,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有反清思想的书籍,所以张裕昆说“两人文集现在犯禁”,这也是宣聪等文人不愿会见李氏兄弟的原因。

  当日,李君稷在日记中再次写下感受:

  此日所与讨论者,不过膜外说话,不足尽其所有,而即其数转语也,觉透露面目,显有暮年穷庐俯仰感慨之意。古今书籍亦可知涉猎颇广,谁谓沈中无人士也。

  八月二十七日,李氏兄弟第二次回访张家,看到了张裕昆收藏的书法珍品:“淳化帖右军父子卷,玄秘塔、董其昌临黄庭经、松雪帖。皆非常品,玄秘、黄庭尤佳。”其中的“淳化帖”,又称《淳化阁帖》,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作品汇刻本,张裕昆收藏的“右军父子卷”,即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作品,因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玄秘塔”即《玄秘塔碑》,是唐朝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作品。“董其昌临黄庭经、松雪帖”,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临摹的书法精品。李成仲对张裕昆收藏的这些书法绝品艳羡不已,鉴赏后评论道:

  “玄秘塔”最难佳品,而此帖不失颜公面目;董太史(即董其昌)笔来东者亦不少,而赝本甚多,此帖独得晋人笔髓,尽难得矣。

  九月初三日,李氏兄弟再次拜访张裕昆。由于彼此已经十分熟悉,所以朝鲜客人把话题由书法诗赋转向清朝的具体情况。例如,关于清朝的皇族姓氏,张裕昆答称:“本朝本觉罗氏,翻华姓为赵。”再如,关于旗地和民地的区别,张裕昆说:“旗地系自己买的,官兵有赏的,兵死则另给新兵;民地许旗下买,旗地不准民人买。”又如,关于汉军的来源,张裕昆的解释是:“国初,民人投顺,拨在旗下,故名汉军。”他的这些说法,不仅大致符合事实,而且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地区,设立伊犁将军统辖,号称“开疆展土二万余里”,并且陆续设立镇西府、迪化直隶州(今乌鲁木齐市)、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府州县。李君稷表示不相信:“开疆若至二万之远,则西域诸国当尽入内服,恐是传闻之过也。”张裕昆肯定地回答:“此系实事,并非传闻。建立安西府,新设州县甚多,有《王会图》可考。”既对朝鲜客人宣传了清朝的强大,又展现了他丰富的地理知识。

  双方谈兴正浓,到了吃饭时间,张裕昆“设小酌以待”李氏兄弟。张裕昆多喝了几杯,变得更加健谈。李君稷见张裕昆情绪兴奋,趁势提出:“弊邦僻陋,文籍鲜少,贵案上《经义考》及《楞严经》若蒙见惠,当以土宜数种为回礼。相契颇厚,冒羞奉凂,可许之否?”张裕昆当即痛快答应下来。

  李君稷得到两部书还不满足,又向张裕昆请教书中的问题来。他提笔发问:“‘首楞’是何义?”张裕昆答:“佛三十二相,不见首相,不过最上义。”李君稷又书问:“乞食是何道理?”张裕昆十分幽默地写道:“佛书檀施系一义,无所不施也。二先生要此数部书,仆独不施乎?”说到这里,三个人大笑起来,愉快地结束了这次会面。

  论文谈艺真风雅

  九月初八日,李氏兄弟与朝鲜使团官员柳景明同去张裕昆家作客。因为柳景明是朝鲜使团中的书法家,张裕昆通过李氏兄弟得其书法作品,所以邀请他前来做客。朝鲜客人发现主人做了精心准备:“东、西壁挂着数幅名人字画,南壁揭今皇帝(即乾隆)御笔。几砚炉碗,列觉净洒。”在主人的书案上头,还摆着一座古色香炉,上有明朝宣德年间的款识。

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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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景明已经从李氏兄弟处得知:张裕昆家中藏有不少书法珍品,“请见米元章、沈石田、赵松雪、仇十洲书”,然而,这一次张裕昆却回答说:“唯有沈画,赵则最多赝本矣。”随即拿出沈石田(本名沈周,号石田,明朝著名画家)的两轴画来,一轴是《淡墨山水图》,另一轴是《锦苋图》,供朝鲜客人欣赏把玩。对于那幅《淡墨山水图》,李氏兄弟和柳景明一致认为是沈石田的真迹,而且是他绘画中的佳品。对《锦苋图》尽管意见不一,也认为即使不是沈石田的原作,也出自名家临摹,绝非“俗笔锦苋”。

  品评完沈石田的两轴画后,张裕昆又拿出一轴傅雯的《渔翁图》,这是一幅罕见的指头画作,“笔势苍然,极有古意”。三位朝鲜客人见到这幅珍品,真是惊喜交集,全部目光都凝视在画面上:

  一渔翁被破布衣、穿麻鞋,右手持贯鱼,左手荷钓竿,须眉欲动,依然有山泽气味。上书“闾山傅雯写意”。

  李氏兄弟和柳景明边观赏边赞叹“真是名画”,急欲知道画家傅雯的出身来历。于是他们从张裕昆的笔下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傅雯是当时有名的大画家,乾隆帝非常喜欢他的画风。有一天,乾隆帝召傅雯进宫,交给他一轴皇帝本人的画稿,“使之渲染”。谁知这幅画到了傅雯手里,便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讯。乾隆帝再次召见傅雯,询问为什么迟迟未将画稿交还,岂料傅雯竟然回答:皇上的画稿中有一笔不符合标准,因此根本无法为其渲染。乾隆帝气得真是七窍生烟,命令卫士立即将此人打出去,今后不许他再给别人作画。傅雯因为得罪了皇上,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请他绘画,不幸饿死了。

  张裕昆最后展示给客人的是一幅横轴:

  中有一人,年可三十许,眉宇清秀,荫碧梧,手持一卷书而坐。前有太湖石一坐,杂花数朵,又其前朱栏俯池,荷花盛开,小鱼绕行。荷间一童方洗砚池水,坐后一童吹火煮茗,有鹤拳一足,回顾刷毛,其人颜貌依稀可认。

  三位客人欣赏这幅画的时候,越看越觉得画中主人的颜容体貌似曾相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此人。他们把这个疑问提出来后,引得主人大笑起来:“此仆之三十岁行乐图也。”客人也随之笑了起来,原来画中主人就是张裕昆本人。张裕昆请求李氏兄弟:“数轴画中,二公就一佳本题诗文,俾燕石增价,如何?”李成仲当场表示,他特别愿意为张裕昆的“行乐图”题写诗文,用以叙述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这就是本文最前面的引用的那段文字,使两百多年后的沈阳人得知当年“万泉居士”的流风溢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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