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度风靡全国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描述并赞扬了雍正帝的历史功绩。雍正的确是安邦治国的杰出政治家。电视剧围绕当年太子的废立、皇位的争夺、惩治贪污、西北用兵等展开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斗争。我这里只是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对雍正继位的问题谈点个人见解。
关于雍正的继承帝位，历史学界从来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雍正是由康熙临终传位的合法君主;另一种认为雍正继位是夺权篡立。后一种篡立说由孟森、王钟翰、许曾重、杨珍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而坚实的证据。
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帝在热河和南苑行猎之后“偶感风寒”，住在畅春园休息，命皇四子胤禛往天坛代行冬至祭典。十一月十三日凌晨，病情恶化，至夜间猝然逝世。据称：临终遗言由皇四子胤禛继位，即雍正帝。官书言之凿凿，似无可怀疑。但当时社会上流言四起，说雍正系篡立夺位。较早见于记载者为《大义觉迷录》，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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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
此处所说雍正夺位的情节，曲折离奇，与官书记载大相径庭。一方面官方文书不可全信，因为它是雍正即位后编写的，自然不会有篡立的痕迹。另一方面民间流言，亦不可全信，因这些流言多出自雍正政敌之口。雍正继位之谜，遂扑朔迷离，成为千古疑案。例如改写遗诏之说是不可能的。因清朝的书写格式，允禵写作“皇十四子”，胤禛写作“皇四子”，第一个“皇”字不可省略，改诏是不可能的。但否定这一民间传言，并不排斥雍正的矫诏篡立。雍正继位确实存在许多疑点，这件公案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成为千古疑案。
康熙晚年，因太子废立，闹得举朝不安，储位虚悬已十年之久。但康熙心目中似乎已将皇十四子允禵视为自己的接班人。当时准噶尔入侵西藏，清援军入城战败，西线军情紧急。康熙五十七年，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大军西征。这次援藏之役，出兵多，任务重。当时，太子人选正待确定，康熙给允禵这一重大任命，当意有所属，大概是为了考验和锻炼允禵的才能。为了树立允禵的威信，此次出兵仪式隆重，规格甚高，康熙“亲诣堂子行礼”。允禵可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随允禵出征的有一批亲王、郡王及康熙的几个爱孙。 康熙十分看重允禵的才能，对蒙古亲王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抚远大将军奏议》)允禵到前线后，康熙对他关怀备至，屡通音问，告诉他“阿玛、额娘身体都好……自去年以来，一剂药也没吃，……上炕时不再需要旁人扶持，骑马时也不用安放马蹬了”，“朕的白头发、白胡子有些变青了，你不要将此告诉别人”(《满文朱谕》)。
允禵在前线二年内受赏赐物件食品达16次之多，包括眼镜、鼻烟壶，康熙用过的腰带，“凡有各省进献之佳品，父皇皆一项不漏，立即赏给臣”(《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几个儿子也被康熙带到热河“仁爱训育”，使他们“时常依绕皇祖膝前”(《满文朱批奏折》)。允禵的儿子弘春和女儿结婚，康熙亲自照料，赏赐财物妆奁。康熙给允禵兵权，且关系十分亲密，这在当时已给人以允禵将是接班人的印象。故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文献丛编·允祀允禟案》)。连当时的(朝鲜)朝拜使者也说：“十四王拥兵在外，屡建大功，众心咸属。”(《燕行录》)
把这些记载和雍正夺位后对允禵出任大将军之事的评论相对照。雍正说：“(康熙)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逐之意也”(《大义觉迷录》)。照这说法：康熙竟会派一愚悍不安静的儿子担任大将军之职，视军务如儿戏，这是不可信的，是雍正为了破坏允禵形象的诋毁之词。
康熙怎样传位给雍正，据官书所说，也是破绽百出，无以自圆其说。最早是雍正元年八月上谕：“圣祖……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这里未提及听到遗命的人。至雍正五年十月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这里出现了诸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的记载。至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为了驳斥夺位流言，写《大义觉迷录》，叙述康熙临终授命情形，极为详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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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佑、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禵、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大义觉迷录》)这段话存在许多问题：
一、康熙传位的重要情况，按理当在雍正即位之初，即行披露，何以延至七年之后才说出来。
二、雍正一直强调，自己在康熙去世之前，不知道会继承帝位，“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上谕内阁》)。而按照《大义觉迷录》所言，雍正在康熙弥留之前八个时辰赶到了病榻前，其时康熙尚能言语，“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何以康熙未向雍正透露已传位于他。这是何等大事?是康熙遗忘了吗?还是向雍正保密?这都于理不通。而且已听到康熙面谕传位的兄弟们和隆科多亦无一言道及，直到康熙死后“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情形未免离奇。
三、隆科多既是面承遗诏的“唯一大臣”，而雍正五年的谕旨中却说“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东华录》)，前言后语，相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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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雍正说：康熙死时，果亲王允礼(皇十七子)亦“在寝宫外祗候”，而隆科多却说：“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指皇宫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上谕八旗》)。可见允礼并不在“寝宫外祗候”，他听到康熙去世，赶往畅春园，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才听说雍正即位，大出意外，甚为惊骇，逃回家去。
五、据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大义觉迷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允祀)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忿可知”(《清世宗实录》)。允祀、允禟的举止不像是八个时辰以前已聆听康熙的传位遗言，而像是康熙刚刚逝世，听到雍正即位的消息而胸怀激愤之情。由此可见，所谓八人受康熙面谕传位雍正的事，十分可疑，很可能是在七年之后伪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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