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书，发现“维稳”的猫鼠游戏古已有之，譬如乾隆帝就曾有过一次伟大实践。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了乾隆。大清君臣满以为这是“远夷慕化”，前来归顺效忠，不料这些“野蛮人”在国书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称“兄弟和朋友”而不称“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乾隆一口拒绝，让他们尽快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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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乾隆已经82岁高龄。这个自诩文治武功超迈古今的“十全老人”，要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也不尽然，特别是当看到英船之高大，航行之迅捷，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时，他大为吃惊。打发使团离京后，乾隆连发谕旨，反复叮嘱手下官员要严防英国人报复。
那么，面对这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乾隆提出哪些“预为之防”的对策呢?一是略施恩惠，虽然赶走人家，却又用亲笔书写“福”字等小恩小惠麻痹其心;二是展示武力，展示森严的“法度”(实为繁琐的礼仪)，借此恫吓与威慑;三是严防死守，严禁中国人为夷人服务，违者处死。按说这三条“维稳”妙招也算得上是考虑周详了，可实际效果如何呢?
先看第一招“略施恩惠”。马戛尔尼航行到大运河途中时，乾隆派人送给他一匣奶饼以示怀柔。但根据雷打不动的中国礼仪，英使必须跪接、谢恩，至少须亲自到场领受。当时马戛尔尼正卧病在床，根据陪同官员松筠在奏章中的记载，“奴才虽知其患病，然未可听其自便”，于是马戛尔尼不得不“扶病至奴才舟中”，并且“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感激涕零。可事实上，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北京朝廷……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郑重其事地以一匣奶饼逼人扶病前来，还要人家奴颜婢膝感恩戴德，这种招数，哄哄大清臣民也就罢了，岂能哄得了久经平等自由理念熏陶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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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招“武力恫吓”。使团到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实为示威演习)。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伦敦展示古代战争兵器时所见到的那样。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因此，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至于第三招：“封锁消息、杜绝往来”，更属掩耳盗铃。马戛尔尼本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进而顺利达到外交目的。为此，他带来了杰出的学者和作品，如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带来了英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最新的热气球、复滑车和天体运行仪，还带来了卫队，以便表演现代炮兵装备。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然而，清廷却不屑一顾。福康安将军拒不观看英国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等等反应冷淡”，贪婪的太监抢走大水晶吊灯时还把派克透镜打碎了。天文学家痛心疾首：“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没人知道了!”他们愤而宣称：“除了被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个“蛮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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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永远不会明白，倘若既没有综合实力作现实后盾，又没有体制活力作未来倚恃，所谓“维稳”绝招，不过是无本之木罢了。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除了战争，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它睁眼看世界——换句话说，四十几年后的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王朝雪崩，已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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