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崇祯帝在煤山上吊殉国。满清大军随即入关，以屠刀强迫汉人百姓剃发易服。从此华夏沉沦、衣冠丧尽，中国大地走进持续二百余年的黑暗时代。
多少后世之人提到这一痛史，无不以为从努尔哈赤起兵，明朝萨尔浒、广宁诸战惨败后，辽东就已经成为大明王朝流血不止的伤口，难以痊愈的恶疾，因此与其将举国精兵强将、大量财政支出白白耗在此地，修建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城堡壁垒，养一支只会用大炮守城的“关宁铁骑“。
倒还不如学习宋朝和辽国签订和约那样，答应皇太极的求和，和满清罢兵修好，先把重心放在平息关内十三省的内乱，哪怕放弃辽东千里沃土，也好过真实历史中大明亡国的地狱场景。
然而，这只是事后诸葛亮，一厢情愿。明末和满清议和，并没有实际可行性，只能是徒然取辱，绝不可能挽救国家。
凭什么总有人就认为作为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谁与争锋的不世枭雄，皇太极难道不比我们后人更清楚，真等近亿人口的大明朝压制了民变，理顺了内政，只有几万本族兵丁的小小满清，就只有被这个庞然大物碾死的下场?
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最大的偏见，莫过于认为他们是一帮不懂计谋的蛮子。其实那种远比中原更严苛的生存环境，从来只有最精明狡猾的人才能存活下来。纵观历史，即使最为守信用的蛮夷——契丹人的辽帝国，其实在百年和平期里，不还是一样三天两头来敲北宋的竹杠?
满清更是远比辽国金国更狡猾的对手，不客气说，和他们议和，除非你是让他们鞭长莫及的列强，否则无论崇祯、南明、郑家还是吴三桂，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功，至多只能是短时期休战。
宋辽澶渊之盟的前提，是萧大王萧挞凛战死，十几万辽军精锐连同他们的皇帝太后孤悬敌国，危如累卵; 宋金绍兴和议虽然足够无耻，泱泱天朝竟向蛮夷称臣，那也是建立在岳飞、刘锜等中兴名将们把金兀术轮着刷了一轮战绩的前提下。
这些和议能达成的前提，都是宋军能战敢战，前后野战连续数万计地割对手人头，对手摄于汉人王朝的武力，不可轻忽，才不得不议和。
而如靖康之变汴京围城的时候，宋徽宗宋钦宗倒是极有和谈诚意，都亲自送上门了，金人怎么对他们的? 昏德公、昏德侯;南宋临亡国前也企图称臣、称孙于蒙古，但求苟安，可那时的忽必烈又怎么可能答应?
【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遣监察御史刘岊奉表称臣，上大元皇帝尊号曰仁明神武皇帝，岁奉银绢二十五万，乞存境土以奉蒸尝。】
常有人怪崇祯帝不识时务，或怪士大夫如黄道周等误国，没有和满清议和，好腾出手来先安内。以明末局势而论，不客气说：全系妄想而已。
崇祯朝中后期是什么战局?清军出入华北各省四处抄掠扫荡，如入无人之境。
如第三次阿济格入关，抵居庸关，克昌平，扫荡京畿，直逼北京城下，抓回人畜十八万，临出门给拥兵不敢前的明军送上「诸官免送」的牌子;
第四次多尔衮入关，五个月内转掠二千里，攻下包括济南在内的河北山东七十余州县，害死孙承宗、卢象升，抓走德王朱由枢、其子郡王朱慈颖，并人畜四十六万，掠得金银百余万两。
最后一次阿巴泰入关，扫荡山东全省，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逼得鲁王朱以派上吊，抓走人三十七万，畜五十五万。而且还将鲁藩五个郡王千名宗室集体斩首，这已经是完全不再留与明朝谈和之余地的表现了。
这几次清军入关，明朝将帅拥兵观望，眼睁睁看者清军掠去大笔人口牲畜，满载而归。除了卢象升卢忠烈公举五千天雄军与之死战，巨鹿殉国外，竟再也没有一支敢与之野战的明军部队。
其实大明王朝传到了崇祯年间，二百多年积累的体制弊病，早已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十余位皇帝薪火相传至此的军政体制，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当时局势的切实需求，亦跟不上生产力水平发展了。
就引卢象升巡视九边后，汇报给崇祯帝的一段奏折：
【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拿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绔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这就是大明朝的前线支柱武力、西北边军将士当时的状况。一群平日卖儿、鬻女、典妻、乞讨，或与将主为奴来维系生存的乞丐和奴隶，指望他们保家卫国到几时?一个连帝国核心武力都弄成这样子的政权，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么?
所以，皇太极口头上是有很多和谈要求不假，可是只要明军还是一天打不赢清军，甚至连野战的胆子都再有，这种情况下达成的所谓”和约“对满清的侵攻会有任何约束力可言么? 撕不撕毁还不就只在皇太极的一念之间么?
正因双方如此悬殊的战力比，明朝想和满清议和，是根本没有任何如宋金和议一般成功的可能的。就算真达成了所谓的“明清和约”，那也必然是建立在明朝之所失、满清之所得远比清军破口所掠更多的前提下。
除非崇祯皇帝去学清末的满清当局那样，彻底不要脸，当个满清代理人性质的卖国政府，——那样的大明亡了也罢，即使如此，又能苟延残喘几年?怕是只会比真实历史上灭亡得更早。而这样一个彻底出卖国家与民族的朝廷，更会留下千秋骂名，永为后世耻辱，更让后人蒙羞。
是以，崇祯帝可能确有很多施政不当，但唯独不和满清议和这条，(或是虽一时动摇，有陈新甲事，但很快改弦更张)，看得清楚，无可指摘，当得起“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君王死社稷”的毅宗烈皇帝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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