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随时有被灭亡的风险,金人有必要把秦桧发展为内线吗?

秦桧和悟室有私人关系可能是真的,有共同见解也可能是真的,后来的议和主张有类似处也是真的,但就此认为秦桧是汉奸,认为其南归是“乃授以旨意,得其要领,约以待时而举,密纵之”,则猜测大于事实,并无实据。同时,正如王氏所言,桧南归时,高宗还处于流浪中,南宋随时有被灭亡的风险,金人有必要把秦桧发展为内线吗?而且,秦回归途中所冒风险很大,曲折甚多;回南宋朝廷时,能否被重用,都是未知!何况到时,不少从北方回来者,多受到怀疑,而被打入另册,如大诗人辛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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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氏这段史料的最大价值之处,也是被后来有良知史学家,如赵翼、吕思勉等所重视的在于:一是充分肯定秦桧所主持绍兴和议的功劳。和议达成后,不仅皇太后得以南归,更重要的是两国二十余年保持了和平,使百姓得以安宁,南宋王朝得以稳固。二是正确指出了秦桧的失误,即把和议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和议达成后没有积极重振政务、军务,使得二十余年后和金人再次作战时,仍几无抵抗之力。

同时,秦桧和之前的王安石蔡京,之后的贾似道之流一样,均是权臣,权势薰天。但就此认为“不知其上”,则显然言过其实了。宋高宗较其父、兄,实为有为之君,秦桧的“权倾海内”,其实更多仍在高宗的手掌之内。或者说,高宗因依赖秦桧而使其有所纵权,但一旦有必要,则可收之乃至毁之。恰如秦第一次罢相时,高宗对其制、其告,是如此的罪责、推责,成为其替罪羊。秦死后,更成为彻底的替罪羊,而被骂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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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1:秦桧之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通过和议实现和平,早就有之,且几乎每朝都有,如汉朝初期的和亲、如唐朝初期的结盟,如宋朝初期的贡岁。但和议多是在对方自己弱小时的一种策略,等自己力量强大时则多给予报复,如汉武帝时候霍去病等、唐高宗时代高仙芝等的远征。秦桧与金人和议,实际是在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为相,力主与金人作战胜少负多、国难安宁的背景下,高宗被迫重新拜桧为相后,艰难达成的。和议没有放弃南宋实际控制的一寸土地,相反还收复的河北、河南大量的失地。其成效,平心而论,是功莫大焉。

多余的话2:秦桧死后,宋高宗、宋孝宗均有较长时间来整顿、发展军务,充实国防能力。特别是宋高宗禅位给宋孝宗后,后者完全有必要、有机会来发展军力,但其却没有来充分准备,而是仓促撕毁和议,仓促出兵,结果大败而归。这次兵败,其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一方面本想有所作为的宋孝宗从此一蹶不振,不敢再言兵;另一方面使南宋军民想收复北方的信心严重丧失,乃至到最后被元人灭亡,也再没组织过像样的战争。从大历史意义来说,因这次兵败及其约100年后的被灭国,使得汉民族从此丧失了之前的那份民族自信、自豪、自傲,而逐步内向、收缩、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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