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公子以养士著称，其中孟尝君田文凭借“食客三千”的盛名位列首位。然而，若深入其政治生涯与个人行止，会发现这位以“贤明”闻世的贵族，实则存在诸多与“君子”身份相悖的行径。从屠城泄愤到引外敌攻齐，其行为屡次突破道德底线，最终落得绝嗣灭门的结局。
一、养士三千：表面仁义的权力游戏
孟尝君继承父爵于薛地后，以“舍业厚遇之”的姿态广纳门客，上至贤能之士，下至亡命之徒，甚至鸡鸣狗盗之辈。这种“不择细流”的收揽策略，本质是构建政治势力网。例如：
冯谖烧券：冯谖假传孟尝君命令烧毁百姓债券，表面为孟尝君博取“义”名，实则以民心换取政治资本。当孟尝君罢官时，薛地百姓“扶老携幼迎于百里之外”，印证了冯谖收买人心的用意。
鸡鸣狗盗：孟尝君被困秦国时，门客中偷盗者与口技者助其脱险。此类“技能型人才”的录用，暴露了孟尝君“唯才是用”的功利主义——只要能为己所用，便可无视道德瑕疵。
这种养士模式虽强化了孟尝君的政治影响力，却也埋下隐患：门客效忠的是个人权势，而非国家利益。当孟尝君失势时，门客四散，唯有冯谖之计使其短暂复归，足见其势力网的脆弱性。
二、屠城泄愤：暴露残暴本性的政治失控
公元前299年，孟尝君途经赵国平原君辖地，因百姓嘲笑其“眇小丈夫”的外貌，竟下令门客屠杀数百人，甚至“灭一县以去”。此事件暴露了其性格中的极端缺陷：
权力滥用的暴虐：作为赵国贵宾，孟尝君本可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尴尬，却选择以暴力镇压平民。这种“以强凌弱”的行径，与其标榜的“仁义”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短视的恶果：屠城行为不仅激化与赵国的矛盾，更损害了齐国形象。作为齐国宗室，孟尝君的私愤直接导致齐赵关系恶化，为后续五国伐齐埋下伏笔。
三、引外敌攻齐：背叛母国的政治投机
孟尝君与齐湣王的矛盾激化后，其政治立场发生根本转变：
五国伐齐的主谋：被齐湣王驱逐至魏国后，孟尝君为报复母国，竟联合秦、赵、燕、韩四国攻破齐国，迫使齐湣王逃亡至莒城并死于非命。此举直接导致齐国“临淄城中七万户皆徙其家”，国力衰微。
独立王国的野心：齐襄王即位后，孟尝君在薛地“中立于诸侯”，形同独立。他拒绝向任何一国称臣，甚至勾结魏国攻灭薛地，彻底切断与齐国的联系。这种“以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的行为，彻底背离了战国四公子“辅国安民”的初衷。
四、历史评价的撕裂：贤名与恶行的双重镜像
后世对孟尝君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传统赞誉的局限：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名显诸侯”，因其广纳门客、化解危机的能力，被视为“乱世中的生存典范”。但这种评价忽略了其行为的道德代价。
现代批判的深化：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直指孟尝君“名不副实”，认为其“养士非为义，乃为利”；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更斥其为“乱国之贼”，因其引外敌攻齐的行为直接导致齐国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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