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奠定现当代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一个世纪：欧洲迎来了被称为“双元革命”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叛乱，奇迹般的战胜了强大的宗主国军队，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及国家模式。

　　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也是世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的一个世纪。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康乾盛世，文治武功及宫闱野史至今为国人津津乐道。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们都倾向性地认为，康乾盛世实乃古代中国盛极而衰的节点，中国因而错过了向近代和资本主义转型的最宝贵机遇。在这个世纪里，统治中国长达64年(1736-1795年在位，退位后以太上皇身份专权至1799年去世)的乾隆皇帝弘历也因此成为受到批评最多的历史人物。毫无疑问，关于乾隆最主要的三项批评就是：文字狱、闭关锁国和放任腐败。

　　虽然电视剧塑造出的乾隆、纪晓岚、和珅三个好基友的故事绝无可能在历史上出现，但是人们确实是通过这些恶俗情节来认知乾隆皇帝的。你还记得《还珠格格》吗?乾隆的人物表现说白了就是一个翻版的隋炀帝：好大喜功，主观武断，多愁善感，沉溺儿女情长，并常常受到后宫、大臣和平头老百姓的愚弄。

　　很少有人会将乾隆与16-19世纪欧洲一些大国的帝王进行对比，比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伊丽莎白一世，甚至是拿破仑。但在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及历史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看来，乾隆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公正的低估。在他眼中，弘历各方面都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欧洲君王，甚至更为杰出。因此，欧立德所著的《乾隆帝》是一本旨在为乾隆的历史地位进行还原和辩护的通俗类评传作品。

　　乾隆为何热衷个人崇拜?

　　乾隆时期，中国的西部北部版图获得扩大，尽管在清末民初陆续流失了大幅领土，但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辽阔版图。书中盛赞皇帝保护和扩张清帝国领土的“十全武功”，指出乾隆平疆并非穷兵黩武，也因此震慑了正在极力向西伯利亚和中亚扩张的沙皇俄国，奠定了两国近一个世纪的和平。

　　但欧立德也指出，由于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新疆)的功绩被界定为他这个伟大君王而不是清帝国这个国家的功绩，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平疆的历史意义。因此，在皇帝和满汉大臣、知识分子的共同疏忽下，清帝国的边疆治理仍主要沿用唐宋以来的松散体制，与汉族人口占多数的中国中原本部形成两套截然不同的安排。由此固然可以凸显乾隆“天下共主”的尊崇地位，却使得边疆地区及人民的国家认同相当低微。这项失误带来的后果异常可怕，20世纪初清帝退位后，革命党人曾经打出的“驱逐鞑虏”的旗号，传播扩散的速度更甚于“五族共和”，边疆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降到了冰点，加之沙俄的蛊惑，引发了一连串边疆分离和叛乱运动。

　　欧立德在这本书的结语中，对热衷歌颂自己的乾隆给予了辩解。他指出，乾隆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天，这就要求他必须将自己扮演为儒家圣人、士绅士人、艺术鉴赏家、精明政客，还要承继中国古代史上若干英明君王的传统;基于清帝国的特殊性，“他又将自己塑造为满洲勇士的典范，精于骑射……一个掌握部分佛教教义智慧的虔诚者”。

　　此外，欧立德还认为乾隆的文化成就远远胜于其失误。第七章历数了作为艺术家赞助者、收藏家、书法家、诗人的乾隆皇帝对文化艺术以及相关的工艺的终生挚爱。有趣的是，欧立德还提到了乾隆对欧洲画师、绘画技法及西洋钟表的喜爱，这为书中第八章反驳近代以来乾隆长期被指责闭塞守旧埋下了伏笔。

　　乾隆借编纂《四库全书》大肆销毁反清著作，并由此带来扩大化的文字狱，开文化暴政(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之先河，欧立德在书中对此也有提及，但着墨不多，《乾隆帝》一书也必然因此持续引发争议。事实上，乾隆皇帝的文化成就，不过是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和统治合法性的政绩工程，外加满足其个人的虚荣心，不值得大书特书。如果说乾隆年间的文化艺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最根本的动力因素其实在于这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更多外民族文化元素通过已经发育成熟的汉文化得以呈现，带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仅此而已。

　　为什么乾隆注定不能成为改革者?

　　《乾隆帝》一书有多个章节都在探讨乾隆时期的中国错过历史转型机遇的原因。欧立德认为，清帝国与历史上以往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既有相似之处，更具有两大不同：

　　首先是清帝国作为中国中原正统王朝的继承者，必须在体制与结构上承接汉唐以来的传统，皇帝事实上不可能随意开展大范围的创新，乾隆注定不能成为另一个彼得大帝;

　　其次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人数和知识权力占优的汉人的反扑，也就是说，无论是乾隆，还是之前的康熙和雍正，都必须力促满汉融合，围绕这个政治正确主题行事。事实上，在清朝建立200多年后起事的拜上帝教，尽管主要成员均为汉人，就因为教义无法衔接中国的思想和政治传统，因而首先迎来了汉族地主与儒生的结盟打击。

　　错过转型的另一项主因是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满洲(满族)沿用的特殊体制，使其越来越难涌现出可堪大用的文武人才。清朝一统中国前，皇太极就曾发出警告，要求皇室吸取金朝教训，避免满族健儿被汉人腐朽的官僚文化和脂粉气所腐蚀，为此，满族子弟被限制从事军政之外的职业，由国家供养，还实行统一居住。这本是为了确保满族子弟特别是皇室子弟具备尚武精神，但事实上却加速了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腐化和衰败。事实上，无论是皇族宗室，还是权贵子弟，“圈养”注定只能培养出一代更比一代差的接班人体系。

　　乾隆登基后，曾进行了50余次围猎，还曾多次下旨要求满人官员讲满语，这些努力收效甚微。满族集团人才稀疏(傅恒、福康安父子是乾隆年间极其少有的宗室英才，属于孤例)，汉族知识分子又深受传统之困，这就使得已经拥有“睁眼看世界”条件的乾隆无法做到以一己之力推动国家的转型。再说了，乾隆本人也是在清代皇族“圈养”体系中长大的，所参与过的竞争仅仅是几个亲王、贝子之间的夺嫡争储竞争，没有压力也没有必要去睁开看世界的眼睛。

　　年轻版的乾隆会善待马戛尔尼吗?

　　乾隆究竟是不是主流历史学界描绘的那个昏庸保守无知帝王?欧立德在《乾隆帝》书中第八章就此提供了殊为有力的“翻案”分析。在他看来，清帝国与此前的中国中原王朝一样，都需要经营朝贡体系，需要洞察东亚、东南亚、中亚区域局势，这就使得皇帝及其大臣队伍很难做到完全的闭塞保守。

　　第二项“翻案”证据是乾隆时期仍有许多欧洲人居住在北京，多为以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测绘师、画匠、乐师、翻译家身份出现的欧洲传教士，其主要服务对象就是皇帝本人。乾隆皇帝与其祖父康熙一样，痴迷西方艺术，圆明园中甚至就有模仿凡尔赛园艺风格的建筑。

　　证据之三，乾隆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对俄、经由俄国对欧的陆路贸易，及海上贸易，为朝廷及皇帝内库贡献了大量的税银，《乾隆帝》书中甚至还引用皇帝的原话指出，皇帝希望丝绸、瓷器、茶叶等出口驱动型工业能够打破官办企业的陈腐旧病，获得更快发展。

　　那么，如何解释乾隆武断拒绝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和平通商要求一事?欧立德认为，乾隆在马戛尔尼面前摆出的漠然姿态，是为了刻意淡化中英贸易关系对清朝的实际重要性，这或许是一种谈判中的常见手法。而他故意问及英俄地理距离、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向英格兰朝贡等问题，更是有意表现出对英国毫不在意的态度，并不能说明弘历本人是个对世界大势和地理一无所知的人，因为他曾让欧洲传教士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上绘制了世界地图。欧立德进一步指出，马戛尔尼见到的乾隆已经82岁高龄，后者为了处理内政方面的困难事项已经筋疲力尽，“如果乾隆认为他统治下的这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我们是很难对其进行指责的。”

　　笔者以为，欧立德提供的这三项“翻案”证据，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乾隆及乾隆年间清帝国中枢战略眼光的判断。但不那么闭塞保守，仍然不等于开放开明。乾隆毕生都不可能赞助民间的冒险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国王那样资助哥伦布和麦哲伦投身航海探险事业。严格意义上讲，他的战略眼光与后来遗诏不肯配享太庙的道光帝没有太大分别，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他手下有对更能打仗的父子，道光麾下没有良将。

　　欧立德为乾隆会见马戛尔尼一事提供的辩解，其实相当牵强。如果真如欧立德自己所说，乾隆故意怠慢马戛尔尼是为了更好的获取谈判筹码，那么，随后的谈判中，就必然会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提出诉求——这根本没有发生。

　　纵然如欧立德所言，乾隆甚至可能知道当时已经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乾隆会将攻陷巴士底狱事件理解为纯粹的叛乱，还是新兴阶级要彻底打破旧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信号?他可以想象满汉贵族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组成议会，严禁皇帝随意征税，将内务府也纳入监控范围?他会容忍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种贪婪的银行家向皇家甚至敌对国发放高利贷，两边下注大赚其钱的金融操作吗?

　　乾隆对国际、区域局势的理解，要比蒙元时期的大汗们，甚至更早的日本枭雄织田信长落后得多。如果马戛尔尼早到20年，老大帝国婉言谢绝欧洲新贵的结局也不会改变。

　　乾隆统治晚期，在世界变局即将到来的关口，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也出现了离心力上升的征兆，皇帝因而被迫收紧权力，借助历朝历代已经被证明为无效的秘密奏报制度来治理国家，还不可避免的造成身边的宠臣创下中国古代史上最高的贪腐记录的丑闻。“天之骄子，世之凡人”，终于因此带领他的帝国，走向了悲剧性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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