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南薛里(今为万荣县平原村)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卒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

　　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薛瑄是明朝第一个获准从祀孔庙供后人祭拜的贤哲。他的著述 《读书录》，被列入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诵习教材，世人尊他为“薛夫子”。在学问上，他清修笃学，自成一派，堪称一代之宗;在为官上，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自守，是难得的典范。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陆续居官24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大理寺卿近似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逝后赠礼部尚书，并谥号文清，人称文清公。

　　一代廉史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10余县20多处银矿，有民夫50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古时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笔代发簪，此处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宫廷护卫军)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遇有这样一起案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的侄儿、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主管监察御史的官吏)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以上均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500余户，捕得200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大理寺卿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白道：“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明代理学大师

　　永乐年间，青年时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学者徐怀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导下，专心攻读宋明理学，颇有造诣。从政以后，他更是勤学不辍，一有空闲，便亲自抄录《性理大全》一书(明成祖命胡广编著)，认真读诵，经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顾寒冷，仍然燃烛苦读。他在读书中，如有心得体会，便立即记载下来，后来记得多了，便集成《读书录》和《读书续录》，两书共23卷，后成为薛瑄在理学方面的重要论著。

　　薛瑄推崇程朱理学，在思想上总的是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程朱理学。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理无穷，故圣人立言亦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弃旧图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观点，对明中叶兴起的理学唯物主义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导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气决是二物”的唯心主义理气观，明确提出了“理在气中，以气为本”的新观点。他反复强调：“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见《读书录》)“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若无气，理定无止泊处。”同时，明确指出“理气决是二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理与气无间亦无息。”“理气浑然而无间，若截理气为二则非矣。”(以上均见《读书续录》)他坚持气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原始的物质本体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一气。”“天地万物皆气聚而成形。”(均见《读书录》)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正确，应该充分肯定的。

　　薛瑄一贯倡导求实理、务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他不但明确提出了“实学”的概念，而且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他说：“人于‘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时随处省察于言行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实，斯有进德之地。”又说：“为学不在多言，亦顾务行如何耳!”他在强调行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如说：“知理而行者，如白昼观路分明而行，自无差错;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无所见而冥行，虽或偶有与路适合者，终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见《读书录》)由于薛瑄力倡“实学”，并一生躬行实践，所以他的学说被时人称为“笃实践履之学”，他本人被誉为“实践之儒”。

　　“复性”说在薛瑄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复性”说，虽积极维护程朱的“道统”观念，本质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义观点。如就“性”的本源来说，朱熹认为“性”是天赋，来自先天;而薛瑄则认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对“复性”的具体解释上，朱熹指出，“复性”就是要恢复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却不然，他说“复性”就是要按理视、听、言、动。不难看出，薛瑄的“复性”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复性”说的修正和完善。

　　教育大家

　　薛瑄的学说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通过长期聚徒讲学，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培养造就了大量学者，创立了著称于史的河东学派。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河东学派不断壮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地，他们在弘扬薛瑄思想学说和发展程朱理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薛瑄又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他考中进士赴京就职时，就向朝廷上奏章，提出“愿就教职，以卒所学”，然而当时未能获准。到了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因朝廷拟选称职官员，重兴学校教育，吏部尚书郭进便积极举荐薛瑄，并陈述了他的履历、学识和政绩。不久，朝廷便下诏擢升薛瑄为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政道佥事，终使他如愿以偿。为此，他欣喜地告诉别人说：“此吾事也。”

　　薛瑄上任后，强调对学校严加管理。他要求必须按朱熹的“白鹿洞规”(系朱熹当年在白鹿洞讲学时所定，主要有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等)办学，还规定对中途无故退学的生员，要令其赔偿在学期间所得的廪粮(供给的国库粮)。重视改变学风。他巡视所到之处，都要询问生员们是否能将所学道理付诸实践，并谆谆告诫他们，一定要“居敬以穷理，由经以求道”。三是积极倡导因材施教。他提出“诲人必随其才器而成就之”，每个生员或学行步(体育)、或学字画、或学讲诵及写作诗赋等，都只能取其所长而不能要求完美无缺。某地有一生员，因家贫经常失学，几次参加乡试未中，要求退学。薛瑄便问他的老师：这位生员在春秋祭孔时干什么事?答曰击磬。他当即指出：磬是八音中最难配合的乐器，可见此生员是有用之材，不能让其退学。后来这个生员果然考中了进士。薛瑄在山东任职五年半，政绩斐然。老少贤愚对他都非常感激和仰慕。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秋他奉调赴京时，生员们依依不舍，哭着远送，情景感人。

　　万荣平原村薛瑄家庙

　　薛瑄不但勤于督办学政，而且乐于教书育人。在他的一生中，有两次回故乡讲学，一次是被王振诬陷削官为民期间，一次是致仕(即退休)还乡至逝世，时间长达14年之久。尤其是第二次，他在河津县城南街的住宅中从事明理讲学，慕名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求学者很多，以至馆舍都容纳不下。他拳拳以“复性”教人，论理深刻透彻，使大家受益匪浅。

　　薛瑄还是有素养的作家和诗人。他的文学作品有散文、杂文等260余篇，诗歌1570首，成就颇大。对于诗文写作，他曾讲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见《读书录》)这就是说，凡是发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要条理明白，要注重修辞，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他还强调，有了高深的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杂文大体可分为游记、随感、对友人题赠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写作上大都结构严整，行文流畅，格调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龙门记》叙述简洁明快，写景绘声绘色，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被称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纪60年代曾被选入中学课本。《退思亭记》、《车窗记》都是触景(物)生情，有感而发，在揭露贪污受贿、败坏法纪等劣行的同时，不忘奉劝世人和勉励自己勤廉从政、慎言慎行，说理充分，令人心悦诚服。

　　薛瑄很爱写诗，凡行旅、登临、居住、怀古、读书、会友、赠别等，多有诗歌问世。对薛瑄的诗，清人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给予了很高评价，曾称：“大致冲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渊明)韦(应物)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薛诗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连巫峡常多雨，江过浔阳始上潮。”(见《沅州杂诗》)“庶官务割剥，不念远人穷。”(见《有感》)“夜深风雪响侵门，绣被熏来睡正温;忽念中林有樵者，独惭余暖未能分。”(见《泸溪冬夜》)“宦情似水年来淡，乡思如旌日自悬。”“彤闱紫阁如天上，依旧清汾数顷田。”(见《舟中赋》)薛瑄的诗意境优美，形象生动，爱民之心，辞官之愿，跃然纸上，备受赞赏。近年，已有人对薛诗作了选编评著。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春，年已69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朝臣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南国购买狮子，玩物丧志。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第四天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这时，他高兴地说：“吾道则亨也(意为我所推崇的道学思想可以顺利地弘扬了)!”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七年之后,也就是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的六月十五日，他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

　　薛喧逝世后，朝廷派官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在薛瑄逝世107年后，朝廷降旨准予从祀孔庙(在孔庙内置神主牌位，随从孔子受人祭祀的意思)，他终以精深的学问和崇高的品节，跻于名儒之列。为此，世人都尊称他薛夫子。

　　薛瑄是明代正统和景泰年间的朝中重臣，曾任大理寺卿和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等。一位忠心事君的高官，在清醒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支配下，明确地提出了“为政以爱人为本”的见解，同时又进一步把“养民生，复民性，禁民非”概括为治天下的“三要”。(均见《从政名言》)他真心实意地关爱广大民众，尽心竭力地为民解忧;提出了一项项深得民心的正确主张，演绎出一个个为民请命、为民辩冤的动人故事，实属难能可贵。

　　历史贡献

　　以“诚”待民 以“爱”感民

　　爱民为民，首先有一个怎样看待民众的问题。在封建社会，许多官吏都认为民众愚顽，因而责不绝口。可是薛瑄却同他们完全两样。他反对把民众看成“愚且贱”的人，而对他们一味强制和惩罚。他告诫人们说：“作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又说：“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诚以动之。”(均见《从政名言》)他提醒那些认为民众为刁顽的官吏，必须去除偏见，平和宽缓地对待他们，切不可“强民以必从”，以至招致“相伺如仇敌，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见《送林郑州序》)以“诚”待民是爱民为民的基本要求。只有以“诚”待民，才能改变民众对官吏的认识和态度，才能使官吏真正取信于民，从而顺利地办好各种政事，并使民众得以平定安宁。薛瑄在《赠知韩城李居敬序》一文中，对这个道理讲得最清楚不过了。当初，韩城被人称为陕西最难治的县，其主要症结是“民好伺察其长之失而中伤之。”可是李公居敬在这里任了九年知县之后，民众都变得很听话，凡事容易办妥，赋税及时交纳，乡村不出变故，呈现太平景象。当李公任满要调离时，民众都苦苦挽留。为什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呢?薛瑄分析道：“天下古今，民心皆同”，“吾以诚感其民，民亦以诚应;吾以智笼其民，民亦以智应”。本是自己的“诚之不足”，却归咎于“民之难治”，实在不应该!最后，他意味深长而又幽默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有民社者，勿谓其难治，但当责其治之之诚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请质于居敬云(意为：凡管理民众的人，千万不要说民众难管，而应该常责问自己是不是真讲诚信，都有哪些做得不周到的地方。若不相信这个道理，就请去问居敬，让他作回答吧)!”

　　以“爱”感民，是爱民为民的重要前提。只要能以“爱”感民，爱民为民就会立见效果。薛瑄认为：“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书》(指《书经》)曰：如保赤子(象保护初生婴儿一样)，诚能以‘保赤子’之心爱民，则民岂有不亲者哉!”(见《读书录》)，他在《从政名言》中还引用孟子的话自警说：“视民如伤，当铭诸心(视民如伤，即看待民众就象看待受到伤害的人一样，不惊扰，忙救助)。”他还指出：“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象孝敬自己的老人那样孝敬别人的老人，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护别人的孩子的意思)。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当他亲眼看到一些地方的民众“饱暖自足，而无一家之外徙者”的情景后，便深有感触地说：“化哓瘠为丰熟，抚疲困为安佚，致人称道，先后远近，同然一词，非尽心抚字者能然也(意为：把坚硬瘠薄的沟坡变成庄稼丰熟的田地，使疲乏的人成为安逸的人，为此受到称赞，前后远近，异口同声，若不是尽力关心抚爱民众的人，会是这样吗)?”(见《送永和汤大尹序》)如果为官者真能爱民如子，那么，民众也定会视官如父母，道理就是这样简单而浅显。

　　关注教化 先复民性

　　薛瑄提出的“复民性”，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感化，使民众明白义理，进而形成淳正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社会公德。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化民众也是爱民为民的一件大事。

　　薛瑄把教育感化民众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说：“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见《读书录》)又说：“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还说：“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强者，惟顺其心而道之，则无不以矣(意为：民众的心性一般都是很柔顺的，如果真有很强硬的人出现，只能是顺着他的心性加以引教，这样就不会有不服从的了)。”(均见《从政名言》)他在诸多论著中，一次次表彰了重视教化民众的州县主事者，他称韩城知县李居敬正是因为能向民众“告以孝悌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辞气恳恳，出于诚实，民为之感动”，从而使民众深为满意，取得了显著的政绩。

　　薛瑄在教化民众、明白义理方面的要求很多，这里着重提及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正心。就是要尽力保持心地的纯洁与正直。薛瑄一再强调正心的重要性。他说：“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王道不过如此。”他指出“心术不正，则事事不正。”(见《读书续录》)怎样才能心正呢?首先要重诚信，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其次要守本分，就是指“非理勿视，非理勿听，非理勿言，非理勿动”;再就是要当君子而不当小人，因为“君子取人之德义，小人取人之势利。”(见《读书录》)

　　二是讲求伦理。薛瑄在《戒子书》一开头就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谓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谓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这就是说，遵从伦理应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以上所讲的伦理虽然多属封建礼教，但于当今继承传统仍有参考价值。

　　三是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指大公无私，是指仁、义、礼、智的天性;人欲是指自私为己，是指耳、目、口、鼻、百体的嗜好。薛瑄就此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思天理，则心广而明;思人欲，则心狭而暗。”(见《理学粹言》)他认为人欲就象“寇敌”，会伺机而入，须严加防范;他指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认真察省和克尽己私，能身体力行。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教育感化民众，薛瑄一直持“正己以正人，修己以治人”的观点。他在《送朱知府赴任序》一文中颇有感慨地说：“己正而左右僚吏正，部属正，以致庶事无一之不正，…所谓千里之民，熙然相与以宁者，有必然矣!”为此，他一再叮嘱官吏们，一定要加强修养，严以律己，以高尚的品德、端正的行为，率先垂范，力求教化民众取得更好效果。

　　力倡省财 蓄养民生

　　薛瑄提出的“养民生”，是基于“民为国之本”的思想认识，为“扶本固本”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他认为养民生——

　　一要注重安定民心。而要安定民心就得切实帮助民众求得饱暖和安乐。他在《送长芦陈副运序》中说：“足用在乎理财，理财在乎安人。人安矣，财用宁有不足者乎!”当他体察民情时，每到一处都要现场询问收成是丰是歉、民众能否饱暖、赋税是否交纳、有无流离失所者、有无被官吏富豪盘剥情事等，凡与民众休戚相关的“疾苦隐伏”，都要弄个一清二楚。遇有“精心励饬，以民事为己任…民食或艰，即为之纤悉经纪(仔细安排料理之意)”的官吏，他便热情地赠文鼓励。同时，也对那些不关心民众痛痒的官吏严厉谴责说：“睃人益己，视民之饥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诚何心哉!”他还殷切希望广大民众能够“既庶且富”。为此，在《策问五十八道》中，就提出了开垦荒地、引水灌溉、教民种稻等有利于富民的良策。

　　二要注重爱惜民力。主要是指节省财务费用。他在《从政名言》中透彻地分析道：“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究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他还借用唐代陆宣公的话说：“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心伤则本伤，本伤则枝干凋悴，而根柢蹶拔矣。”(见《唐陆宣公庙记》)为了省财，他告诫人们：“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见《从政名言》)并对自己严加要求，在“以俭养廉”方面为大家作出了榜样。

　　和省财紧密相关的就是要少收赋税。薛瑄竭力主张实行薄税，以便给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指出：“取、与是一大节，其义不可不明”，关键在于“取之有法”。(见《理学粹言》)他一再叮嘱：征收赋税，要注意宽缓行事，只有这样才能顺随民意，不落怨言。他坚决反对乱收苛捐杂税，加重民众负担。景泰元年，他在协助四川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苗乱时，曾亲赴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寻访民众，了解作乱情节。他发现那里由于“庶官务割剥”，民众苦不堪言，实属“官逼民反”。为此立即向李匡建议说：“与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诚信以结其心”。苗乱平息后，他又积极向朝廷奏本，指出“番州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针对当地民穷财尽的具体情况，请求朝廷减免民众所交的贡赋，以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没料到朝廷对他的本章竟置之不理。于是他耿耿于怀地慨叹道：“求言未若用言难，不用忠言亦等闲。”(见《读史》诗)因一时思想想不通，便索性向朝廷提出了辞官回乡的奏请。

　　河津莲池公园“文清阁”

　　秉公执法 辩白民冤

　　薛瑄多年担任执掌风纪的官吏，他始终正以立心，廉以律己，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亲自察审了大量诉讼案件，使贪赃枉法者得到应有的惩处，使无辜含冤者一一还清白之身。

　　首先，他认为，每个风纪官吏都应认清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从而恪尽职守，从严执法。在《柏台春霁序》一文中，他把风纪官吏的职责概括为“剔拔奸蠹，扶植善良，以澄肃一方之官吏”。在《山东按察司题名记》一文中指出：“凡任御史按察者，于百司之邪正，庶狱之冤疑，既得扶抑而伸理之;至于国家大小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得条陈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他希望所有风纪官吏，都能尽力“剔去牟蠹(大贪)，保惠良善，使单民弱夫，咸得伸眉吐气，而不为豪横所顿摔遏抑(欺压之意)。”(见《送刘佥宪之任序》)正因如此，他强调说：“天下之狱，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择其人乎!”(见《从政名言》)其次，他就自己的体验指出：“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见《从政名言》)不害民就是要爱民为民，就是要把法纪当作保护民众的工具。他说：“狱清而民心乐，则和气应而有以培固国家之根本。”(见《送刑部郑侍郎序》)在他的执法实践中，真正做到了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严惩不贷;对民众心存怜悯，有冤便尽力辩白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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