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24年(公元1891年)5月11日，日本滋贺县大津，万头攒动，彩旗飘飘，鲜花招展，等待尊贵的国宾到来。23岁的俄罗斯皇太子尼古拉亲王，意气风发，刚在海参崴出席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仪式，便行程仆仆，访问日本。 日本政府不敢怠慢，多年来两国关系一直紧张微妙，正愁无法改善。此番天赐良机，岂能白白错过。日本政府决定以最高规格接待，希望借此契机，化敌为友。
日本官方特意派出二十多位官员，专程到长崎港，为尼古拉太子接风洗尘。港内商船一律不准停泊，其余舰船均需高悬俄罗斯国旗以示欢迎。访问期间，皇太子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日本政府大包大揽，信誓旦旦，一方面，加强警力，严加防范，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大臣青木周藏与俄国驻日大使约定，万一发生暗杀行刺事件，届时按照日本《刑法》116条“加害皇室罪”，处以死刑，绝不宽贷。
大津行刺案爆发
当天上午，尼古拉皇太子一行，来到小城大津。结束礼节性拜访后，他与希腊王子格奥尔基，一起观光。坐在人力车中，东瀛风光之美丽，物产之奇特，令初访东方的欧洲贵宾眼花缭乱。希腊王子对日本竹杖爱不释手，欣然买下。
下午一点五十分，祸从天降，一名日本警察，突然狂性大发，挥舞军刀，向坐在人力车中的贵宾狠狠砍来。尼古拉皇太子右耳挨了重重两击，鲜血四溅。
大惊失色的尼古拉，连忙惊呼：“你想干掉我?快来人啊!”忍痛捂住伤口，仓皇跳车逃命。杀手紧追不舍，形势危在旦夕。就在此时，希腊王子拿出刚买的竹杖，大显神威，一下就将陷入疯狂状态的凶手，劈倒在地。随行医生忙给尼古拉王子包扎止血。惊魂未定的俄罗斯皇太子，念念有词“上帝保佑”，愤而中止访日行程，准备及早打道回府。
轰动一时的“大津行刺案” 爆发，消息传来，举世震惊。陪同的日本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向天皇发去紧急电报，明治天皇闻讯大惊，次日派出御医调理，后来又亲赴神户港停泊的俄罗斯军舰，温言慰问尼古拉皇太子，表达不胜痛惜之意。日本政府也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官方道歉，允诺按照两国约定，严惩凶手，为俄罗斯皇太子出气。
日本全国上下，同感震撼，国民异常羞愧。从国会议院，到各道府县市町村，纷纷向尼古拉皇太子，以及远在圣彼得堡的沙皇发来慰问道歉电报，数量超过一万封。日人深恐俄罗斯报复，发动对日战争。学校全部停课，在神社寺院，祈祷尼古拉皇太子痊愈。山形县金山村，禁止以凶手姓名津田三藏命名。5月20日，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气，日本千叶县女子畠山勇子，在京都府厅前留下道歉遗书，剃刀刺喉自尽，国人誉为“烈女”。
案发当晚，大津地方法院派出预审法官与检察官，即对凶手展开盘问。刺杀动机为何?是否受人指使，刻意挑起日俄冲突。一查之下，让日本官方更加尴尬，原来凶手津田三藏，不是旁人，竟是负责尼古拉一行安全的警察。素来仇视俄国的他供称，不满于俄罗斯长期以来，虎视眈眈，威胁觊觎日本北方领土。皇太子日本之行，一定会打探我方虚实，浪人出身的津田三藏，决心铤而走险，为国除害，以表对天皇的忠心云云。
行刺案发后，日俄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沙皇扬言，日本如果不能给予满意答复，则不惜兵戎相见。一时间，战云密布日本海峡，如何妥善处理此案，让灰头土脸，大丢面子的日本官方，在外交道歉抚慰之余，陷入长考。
行政与司法拉锯角力
为维护日本外交威信，维持日俄两国关系于不坠，日本首相松方正义，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会上达成一致意见，以“大逆罪”罪名处决罪犯津田三藏，承担国际法上政府责任。外交上息事宁人，刻不容缓，杀一浪人，又有何惜?并将内阁善后决定，向前首相，现任元老院院长伊藤博文等人通报。
日本最高司法机关大审院(最高法院)，火速组成特别法庭，当晚由一名预审法官和两名检察官，对“大津案件”进行审理。不过，司法机关与力主从严从快从重的行政机关，很快就因如何适用刑法，产生严重分歧，相持不下。日本内阁以案件牵涉日俄外交关系，俄国随时发动战争，且早有两国密约为由，主张非重判不可。
新出任大审院院长一职的儿岛惟谦，拍案而起。就法言法，《日本刑法》第116条，规定凡加害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等皇室成员者，不分未遂即遂，一律处以死刑。这一条加害皇室之罪，俗称大逆罪，只适用于保护日本皇室成员人身安全，而非访日的外国皇室成员，后者地位与普通日本国民无异，其理甚明。
依据现代刑法“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刑法最忌类推，贸然扩张解释，必动摇刑法基础。本案只能按照普通杀人未遂罪，处以被告终身监禁。加之《明治宪法》规定法治国家，政府施政必须完全遵守法律，自不得玩弄法律于股掌间。
日本行政部门不以为然，以事涉两国邦交，关系国家重大利益，并以事前两国政府早有协议，事后内阁决议适用刑法116条，并已通报俄国等理由，首相松方正义亲自出马，与儿岛惟谦院长见面，力陈己见。同时透过绵密人脉，安排亲友及前辈，向七位主审法官施压，要求他们相忍为国。避免日本外交食言，防止俄国借机挑衅。多数法官在强大压力下，立场摇摆，同意尊重日本内阁的重判主张。
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司法历练二十余年，深知两年前颁布的《明治宪法》虽规定司法独立原则，但无奈日本行政权独大，根基未深的司法权，随时可能胎死腹中。此案动见观瞻，一旦司法向行政示弱臣服，日后断难有出头一天。他马不停蹄，来到大津，向七位法官痛陈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挽狂澜于即倒，成功说服下属同舟共济。
法官天职依法审判，日本司法能否独立，在此一举。他鼓励法官：“既然法无明文规定，不能草率判处死刑。坚持原则，拒绝向政治压力屈服。诸君，捍卫司法独立，舍我其谁? ”
日本政府闻讯，立刻派出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二人，联手向法官游说。没想到，七位法官以司法独立为由，拒绝在审判前，与行政官员见面。法务大臣山田显义闻讯，七窍生烟，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温文尔雅的法官居然敢如此“放肆”，破口大骂：“好个法官，居然如此无礼，岂有此理?”
公判前夕，5月25日，日本总检察长三好退藏与法务大臣山田显义，祭出“撒手锏”，联名发布敕令，规定刑法116条可以进行扩张解释。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法理功底深厚的儿岛惟谦，挺身而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微微一笑，《刑法》总则第三条白纸黑字，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则，新敕令无法适用于“大津”案，殆无疑问。儿岛向法官表态，如判决曲解法律，身为负监督责任的大审院长，将辞职以答天皇，以谢世人。
惊天判决 余波荡漾
日本司法机关真能无畏无惧，坚持独立审判吗?全世界都在看。1891年5月27日，审判正式开庭，证据调查环节结束，三好检察总长与川目检察官相继发言，以加害外国皇族与危害本国皇族相同为由，力主适用刑法116条;辩护律师谷泽与中山二人，针锋相对，强调现行刑法并无加重处罚之规定，力陈其非。
重重压力下，日本大审院特别庭毅然下判：被告津田三藏犯下《刑法》292条谋杀未遂罪，处以终身苦役。判决一出，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初现端倪。日本行政机关，脸上如吃了一记响亮耳光。外交大臣青木周藏、内务大臣西乡从道、法务大臣山田显义三人，迫于插手司法不遂，东窗事发，相继宣布辞职，以示负责。
而事前态度强硬的俄罗斯，苦于国力日衰，战争准备严重不足，只能吞下苦果。借口皇太子尼古拉伤势不重，日本天皇亲自看望，日本政府多次诚恳道歉，居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悻悻地离开日本的尼古拉皇太子，只能私下痛骂：“日本人，真是一群东方的猕猴!”
后人赞扬儿岛惟谦为日本司法守护神，为日本司法独立奠定根基。他义正词严告诉内阁首相松方：“下官非才，恭奉天皇任命为大审院长，职责所在，不管内阁如何讨论和决议，其解释如曲解法律精神者，断不予以接受。”又表示：“不曲解法律，亦必另有其他维护国家利益之方略。立宪国家如欠缺法律之威严与正义，则必然失其存在意义。” 面对多位内阁大臣连珠炮似质问儿岛惟谦：“若因此导致日本亡国灭种怎么办?”儿岛惟谦拍案而起：“日本若因此而亡国，那就让它亡国吧，至少世人将记得日本曾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西方国家盛赞，后起之秀的日本，居然能做到司法独立，让人眼前一亮，难能可贵。高举司法独立大旗的日本，借势与英法美等多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此案对于日本司法权，最终摆脱行政权宰制操控，以及《明治宪法》引进的三权分立制衡得以落实，影响更为深远。
一片赞美声中，也有学者冷静指出，本案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理应由案件发生地大津地方法院进行审判，却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审判庭，径行审理，与法不合。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未亲自参与审判，却向主审法官发出裁示，也与司法独立的精髓——法官独立，存在不小差距。特别法庭多数法官，更是一度态度摇摆。至于刺客津田三藏本人，发监北海道钏路监狱，同年9月29日病死狱中。死因为急性肺炎，疑点重重，至今仍有人认为可能系政府谋杀。
大津案四年后，日本再度发生震动国际的暗杀案——清朝重臣李鸿章马关遇刺，刺客小山半太郎，用手枪击中李鸿章，导致李中堂面部受伤。暗杀事件连环爆，国际舆论交相指责。明治天皇大怒，下达敕语“严戒不逞”。首相伊藤博文秘派特使，要求将犯人判处死刑。但负责审理的山口地方法院的法官鹤冈琢郎，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依法将犯人判为无期徒刑。
法治成功，秘诀何在?
在幕府的长期统治下，日本国民习惯于专制余习，孤陋寡闻而不以为然，进退俯仰唯政府之命是从。不知权利义务为何物?日本司法，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功?
原因无他，明治维新后，日本展开急行军式的近代化开发，全盘西化，引进西方先科技、武器、文化，特别是法律思想及制度，功不可没。
君不见，1869到1889年，学者尾佐柱猛统计，日本翻译西方法律著作五百余部。1870年，日本制度调查局江藤新平，命学者箕作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甚至指示说：“尽快地翻译，有误译也无妨。”大量法学名著改编进入中小学课本，权利、自治、自主思想深入人心，其来有自。
1871年，日本设置司法省，同年设立东京法院，1875年创立大审院。1880年，参照《法国刑法典》的日本《刑法》率先问世，首次确立罪刑法定主义，废除旧律中罪名模糊的“不应为罪”。
1889年，明治天皇颁布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史称《明治宪法》。1890年推出《行政裁判法》与律师法前身的《代言人规则》，1898年实施《日本民法典》，次年诞生《明治商法》，六法全书为标志的法治体系粲然大备。
日本，从农民占总人口的80%，文盲比比皆是的落后农业国，到非西方国家中第一个赶超西方，世界舆论反响强烈。法国人惊叹：“日本人简直像从路易十一时代，直接跳进罗伯斯庇尔时代，从乡间小路突然进入铁路时代。”英国人难以置信：“文明开化如此迅速，真是不可思议的国家，不可思议的历史。”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深情回忆大津案法官，怀着日本是法治国家的自豪感，充满独立精神作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所奠定的司法独立，终于开花结果。曾记否，日本检察官与法官，联手扳倒时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多少日本高官议员，在司法面前，不得不鞠躬下台，甚至锒铛入狱。
时光匆匆，大津案距今正好一百二十年。以儿岛惟谦为代表的日本法律人，风雨际会，为所当为，截断众流，发狮子吼，怎不教人感慨系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