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名的皇帝。作为南梁政权的开创者，萧衍一生有很多传奇之处。他多才多艺，是中国历史上最博学的开国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北朝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活了八十六岁，是仅次于乾隆的第二高寿皇帝。最值得一提的是，萧衍在有生之年不仅推崇佛教，广建寺庙，发展僧徒，而且还频繁地往寺庙里跑，甚至曾三次撇下皇位，舍身为寺奴，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位时出家的皇帝。
萧衍之父萧顺是齐高帝的族弟，与南齐皇室关系密切。萧衍年轻时崇信道教，希望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后来，文采出众的萧衍加入了由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成立的一个文学沙龙，其中有范云、沈约、谢脁等名士，时称“竟陵八友”。萧子良崇尚佛学，时常征集名僧，讲佛论法，召集朝臣，大办佛事，有时还亲自出马为佛事打杂，使当时佛学大盛。在萧子良的熏陶和开示下，萧衍弃道转佛，渐渐成为一名狂热的佛教信徒。
南齐中兴元年(公元501年)，萧衍拥戴萧宝融为帝，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朝政独揽。
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迫萧宝融禅位，并于四月初八称帝。四月初八，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西晋以来，社会上开始流行“佛诞日”举行浴佛、灌佛、行像等仪式，萧衍选择四月初八登基，意味着他将像释迦菩萨一样在这一天诞生，救度天下众生;像转轮圣王一般在三界行正道，覆庇十方人民，这无疑是他崇尚佛教而烧的第一把火。萧衍称帝后所使用的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等年号，也包含着某种佛教上的意义。
天监三年(公元504年)，萧衍率领僧俗两万人来到重云阁，并亲自撰写了《舍道事佛文》，发誓信奉佛教，并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都信奉佛教。此后，萧衍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兴土木，广建寺庙。为此，萧衍不惜动用国库，甚至以追思双亲、怀念旧居、祭奠高僧等各种名目，穷竭帑藏，建造了一大批宏伟壮丽的佛寺，并于寺内设置金、银、铜、石等各式佛像。据统计，在萧衍统治的梁朝半壁江山内，佛寺多达二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有八十二万余人。
关于南朝佛教中心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佛寺之盛，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作诗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见《江南春绝句》)，寺庙之林立，跃然纸上。而实际上，萧衍在位期间，仅都城建康就已有佛寺五百多所了，“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见《南史·郭祖深传》)。如果说，自东晋到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和道教的制约下尚不能占据上风的话，那么到南梁萧衍，佛教则进入了全盛时期。
萧衍敕建的寺院，著名的有大爱敬寺、大智度寺、新林寺、法王寺、仙窟寺、光宅寺、解脱寺、开善寺、同泰寺等。在众多座寺庙中，萧衍最青睐的当属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据记载，同泰寺内“宝塔飞天，神龛地涌”，寺中供奉莲座，宝相巍峨，被誉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为了便于祭拜佛祖，萧衍又下令于宫城开大通门直对寺门，晨夕幸寺，频繁入寺，史载“自大通(萧衍年号)以后无年不幸”(见《六朝事迹编类》)。入寺期间，萧衍身披袈裟，高坐莲台，或宣讲佛理，或剃度僧人，或主持法会，一派热闹景象。
皇帝信佛，无可厚非，但让人不解的是，作为一代帝王，萧衍竟然不顾大权旁落，不顾社稷安危，不顾群臣反对，不顾朝野哗然，放着至尊无上的皇帝不当，撇下琼楼玉宇的皇宫不住，三次“释御服，披法衣”(见《南史》)，义无反顾地舍身为寺奴，充当僧役。第一次是在大通元年(公元527年)，舍身三天;第二次是在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年)，舍身十六天;第三次是在太清元年(公元547年)，舍身四十七天，其中，后两次均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见《梁书》)。
萧衍为何老往寺庙里跑?有人说他一心向佛，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有人说他看破红尘，不再留恋皇帝宝座;还有人说他敛财有方，通过赎身捞取好处。其实，这三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萧衍如果真心皈依佛门，他完全可以退位出家，没必要来回折腾;如果他真要敛财，堂堂皇帝根本用不着耍这点心眼。
其实，萧衍此举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
萧衍能成大事，既出于他的非同寻常的雄才大略，也归功于僧侣势力的舆论支持。无论是出于论功行赏，还是出于个人信仰，萧衍即位后，于公于私，都要扩大佛教声势，将佛教地位抬到一个新高度。所以，把君权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行政教合一，在佛教上大做文章，是萧衍政治的一大显著特色。萧衍频频往寺庙里跑，一再出家舍身，一再扶持寺院经济，一再像《御讲(摩诃般若经)序》所说的“皇帝(萧衍)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甚至利用权力将佛教定为国教，应该是为了争取佛教界支持所做出的一种含有政治意义的努力，目的是获得僧侣势力的信服与支持，以巩固南梁统治。
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萧衍对儒、道、佛都有过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儒学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学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学讲究六色皆空，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三者的共同点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反抗斗争，都可以作为执政者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三者比较，萧衍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修行方法对人民更具吸引力，也更具欺骗性。萧衍一贯擅长心理战术，在早年领兵打仗时，萧衍就总结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见《梁书》)。他带头舍身，大兴佛教，无疑是为了凭借佛教征服人心，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大造自己的声威。
大凡统治者，都有一个通病，即年龄越大，猜忌心就越重，就越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够忠诚，萧衍也不例外。萧衍一次次地往寺庙里跑，一次次地舍身为寺奴，一次次地赖在寺庙里不走，绝非单纯地为了讲经诵佛，也绝非真心实意地位众僧执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玩弄统治权术，借以检验皇子王侯、文武百官对自己是否忠诚，看看臣属们是不是有诚意赎回他这位快要过时的皇帝，是不是真心希望让他回宫执政。萧衍突出个人，唯我独尊，制造对佛教的宗教迷信，正是要为臣属制造对自己的个人迷信。通过这种厚脸皮的政治表演，萧衍意在进一步树立和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提倡佛教，已成为萧衍时代上层社会的传统习惯，而萧衍也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皇帝菩萨”，其性格也变得内倾、封闭、保守、刚愎起来。萧衍晚年喜欢别人阿谀奉承，听不得半点逆耳之言，《魏书·岛夷萧衍传》称“衍好人佞己，末年尤甚”。朝中大臣知道他这一特点后，争相奉承，莫敢正言，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真话。萧衍尽管佞佛，整日沉溺于佛学精神世界，但佛祖并没有保佑他，以致招来“侯景之乱”，他也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萧衍被困后，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梁朝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见《梁书》)，似乎流露出了些许悔恨的意思，可惜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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