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无奈地点头同意了。神宗六子赵佣，改名为“煦”，被立为太子，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
可以说，宋神宗是个不称职的天子，这是后世给他的盖棺定论。其实，他差一点就成了有所作为的皇帝，这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皇帝，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实行变法。那么，为什么笔者会在这里说“差一点”呢?那是因为，他这一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停止变法。
一念之间，宋神宗失去了名垂千古的机会，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再难做出改变。
很多朋友都说，宋朝没能推进民主制，其罪在与宋神宗。然而，笔者认为：这就像指责C罗纳尔多为什么不打篮球一样荒谬。其实，宋神宗在变法上的败笔在于生不逢时，在那个年代，只能做出符合国家现状的改革，换做其他皇帝来，恐怕也难改其结果。
三十八岁的宋神宗驾崩了，将国家这桶浆糊交给了儿子宋哲宗。继位的哲宗只是个九岁的小屁孩，这种年纪只适合在街上玩泥巴，很明显不适合上朝听政。新皇年幼，后宫之主按照历史惯例走上前台，替儿子“垂帘听政”。这位后宫之主正是宋神宗的生母——高太后。
老太后的做法跟后世的慈禧如出一辙，听政之初，就请了朝中的守旧派司马光来当宰相，与儿子推行的新政背道而驰。而司马光在十几年赋闲中变得愈发顽固，刚一上台就燃起三把大火，将王安石苦心经营十年的新政付之一炬。
当年王安石的“劳役法”堪称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可惜，仍未逃过司马光的毒手，被司马光三下五除二地废除了。
朱熹是个明眼人，他一针见血地评价道：“司马光其实就是个死脑筋，但凡让老百姓掏钱的政策，他都是一竿子打死。”司马光根本不知道，王安石的“劳役法”出台之后，民间对其倍加赞誉。王安石的铁哥们苏轼找到司马光，求他手下留情。
并且，苏轼还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论是差役还是免役，都有优缺点，还得从长计议。”谁知，司马光根本不领情，扭头便走。苏轼直追进政事堂，继续跟司马光讲道理，谁知司马光竟生气了。苏轼离开后连呼：“这司马光就是一头司马牛!”
新政被废除得差不多了，该轮到那些新党了。
司马光在老太后的授意下，开始肃清以蔡确、章惇为核心的新党，这群人全部被赶出政治核心，下放到地方。早年在新党内斗时被逐出核心的吕惠卿也未能幸免，被司马光贬到建州，在建州做官的这九年里，吕惠卿每天战战兢兢，就连凉水都不敢碰，生怕感染风寒，再被扣上对朝廷不敬的帽子。
司马光大刀阔斧地整治新党，其动作之大，就连旧党们都看不过去了。例如，蔡确被贬途中，百无聊赖地写了首诗《夏日游车盖亭》：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人家都已经被贬出朝廷了，写写诗发发牢骚本无可厚非，可是，偏偏被司马光一派听到了，在太后面前参了蔡确一本。高太后勃然大怒，第二天早朝与大臣商议惩戒蔡确。有人说，将蔡确贬得远些，最好赶到岭南去。这时，右相范纯仁忧心忡忡地说：“早在丁谓被贬岭南后，那条路已经好久都没人走过了，今天连蔡确都被贬了，恐怕有朝一日我们也得被贬到岭南。”
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被贬岭南又有何妨?
先秦时期，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这其中，还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岭南地区分属南越、西瓯、骆越三个部落：南越部落演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壮族、瑶族、畲族，而西瓯、骆越演化为今天广西、海南、西南地区的壮族、瑶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侗族、畲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少数民族。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北宋时期的岭南尚属未开发的土地，人迹罕至，瘴气遍布。所以，这里说是被贬岭南，实际上，就是被流放。一首《夏日游车盖亭》成了宋哲宗时期牵连最广、处罚最严重的文字狱，守旧派们利用高太后对新政的不满，咬文嚼字，将整个新党一网打尽。
高太后和司马光给宋朝开了一个坏头，自此之后，一个政策不是被全盘肯定就是被全盘否定，所有人，都被这种极端思想折腾的死去活来，非旧既新、非善既恶的高压态势成了靖康之变的导火索。
古代权臣当道，一介权臣一种政策，说不定，司马光下台后国家又是一番新形势呢?但那都是后来的事儿，我们的话题不能离开这个时间段。刚才的阐述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宋哲宗。
宋哲宗虽然还未成年，但他心里有数。早年父皇在世时，曾安排蔡确等人排练欢迎仪式，迎接来自契丹的辽国使臣。年幼的哲宗问蔡确：“辽国使臣不是人吗?”蔡确笑着说道：“他们自然是人，只不过，他们不是我国的人，是契丹的人。”
哲宗若有所思，答道：“他们如果是人，大伙何必怕他们呢?”从这就能看出，宋哲宗可不是“何不食肉糜”的傻皇帝，反而，是个有思想有胆识的统治者。眼看着宋哲宗已经十七岁，可是，老太后仍不放弃政权。
此时，所有国家大事都由她一人说了算，宋哲宗根本插不上话。就连大臣们都不拿哲宗当回事，大事小情都禀报太后，根本不经小皇帝的耳朵。而在朝廷开大会的时候，官员们站在中间，宋哲宗和老太后一前一后对坐，文武大臣若与太后讲话，就难免背对着宋哲宗。
后来，宋哲宗亲政时还提起过这件事：“当时我只能看到官员们的屁股。”宋哲宗到了青春期，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在高太后与守旧派们的阴影中，哲宗心里怨恨的种子发了芽。当然，这时的宋哲宗并无有效的反抗方式，他只能沉默以对。
某次，朝议宋哲宗静静地坐在龙椅上，一语不发，高太后问道：“你为什么不吭声，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见解吗?”宋哲宗面无表情地答道：“太后都已经解决的问题，我又怎能干涉呢?”高太后身居高位，眼力过人，她从这几句话中就已察觉到哲宗的怨恨。
1093年，老太后病危，将守旧派们召集到皇宫，向他们嘱咐道：“我已命不久矣，在我离世后，皇上不可能放权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些自知之明，应该早日另谋出路，主动脱身，将自己的位置让给皇上的人，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果不其然，哲宗重掌政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沿袭父亲的新政。史籍中频频出现一个词，叫做“绍述”，也就是效仿前人的理论，按老皇帝的指示办。当然，对于哲宗来说，所谓“绍述”就是子承父业，将神宗时期的新政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不久，那些曾经被守旧派们排挤出朝廷的新党们，陆陆续续回到政治核心。首个官复原职的就是章惇，哲宗将他任命为宰相。就在拜相的第一天，章惇就上奏道：“司马光就是个奸邪小人，应该第一个办他!”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守旧派们终于自食其果，被老太后和司马光们罢黜的新党一个接一个地返回朝廷，而那批守旧派走上了当年新党的老路，或被贬，或流放。元祐年间，守旧派们曾废除了王安石的外交政策，将大量边境土地割让给西夏求和。
以后来人的身份看，司马光等人在做这件事时实在有些软弱，按照当时大宋的国力来看，根本不需以低姿态换取边境和平。章惇仅以“挟奸罔上”的罪名，就将司马光等为首的十一位守旧派官员全部定了罪。
然而“罪魁祸首”司马光早已离世，该如何处罚呢?
哲宗先是收回了司马光的谥号，随后，又罢免了他生前的一切官职，就连当年哲宗身不由己题的石碑也全部摧毁，司马家的后代全部被贬。章惇原想着将司马光掘坟鞭尸，但是，哲宗觉得这种做法有失人道，这才制止了章惇。
而当年，在朝廷表示兔死狐悲的右相范纯仁一语成谶，守旧派们全都被哲宗流放到岭南。倘若宋哲宗能多活些日子，或某个后宫嫔妃能替他生个儿子，恐怕宋朝会走向另一条路。然而神宗与哲宗的故事就像一个魔咒，延续到下一代，将宋朝重新导向守旧的老路。
1110年，哲宗驾崩，连个继承人都没有的哲宗，在去世前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兄弟赵佶，也就是宋徽宗。按说，赵佶并非神宗之子，根本没资格继承王位，那么，为什么由他来登基?这一切都是向太后和章惇从中作梗所致。
宋徽宗能力平平，于是，向太后效仿高太后，也搞了一场垂帘听政。值得讽刺的是，向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在其听政后，仅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就重演了当年高太后的改革——新党一律废除，守旧派重新崛起。
宋徽宗大伙都比较了解，可能这是宋朝唯一一位毫无治国能力的皇帝。有这样的皇帝当政，奸佞小人们就像看到臭鸡蛋的苍蝇，蔡京一党打着“变法”的旗号把持朝政。当蔡京上位后，不论先前的新党还是守旧派，只要与自己做对，全部当成奸党处置。
随着范纯仁、苏轼等忠臣先后辞世，朝廷已彻底沦为小人云集的污秽之地。后来，发生的一切验证了这一点，新旧党争的两次重演，让奸臣们坐收渔翁之利，最终，他们将大宋拖入万劫不复的悬崖中。
靖康之难后，北宋灭亡，此时已经退位的宋徽宗赵佶与北宋皇帝钦宗赵桓以及皇室、皇族、贵戚、近臣、各种工匠等14000多人，被押往金国。徽、钦二帝先后被囚禁在燕京、中京、上京、韩州等地，最后，迁徙至五国城，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囚禁的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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