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趣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南宋覆灭，读书人扎根书院，元朝统治者如何瓦解宋遗民的倔强筋骨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1279年元灭南宋,崖山之役让南宋汉族读书人伤心欲绝,对蒙元恨之入骨，却无力阻挡。江南地区宋遗民身在元土，心系南宋，很多读书人和文化名人纷纷选择不仕元朝，不做‘贰臣’，纷纷加入兴复书院的队伍，在书院里继续讲经论道，避开现实的烦恼。
面对南宋读书人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元朝统治者没有选择铁骑横扫，反而对宋遗民兴建学院，讲学论道之举大力扶持，予以保护，整个元朝书院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并从南方兴盛到了北方。那么元朝统治者为何放弃武力征伐而采取这种温柔的方式呢?其实元朝统治者这么做是有着更长远地考虑，后面会说到，我们先来看下宋遗民创建兴复书院的历史背景。
一、宋遗民建书院，以延续“圣贤一脉”为己任，书院成南宋广大知识分子精神寄托之地，生活上的救济所。
元代初年，蒙元统治者虽然将南宋收入囊中，但南宋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不认同这个异族建立的政权，即便它武力天下第一。这些文化人将自己视为宋朝遗民，不愿与新政权合作，只认赵宋为君父之国，忠孝节义、精忠报国思想更是深深印入了宋遗民的心中。在国家存亡之际，很多知识分子甚至学生都担负起抗击外辱的责任，明知不可为，也要上刀山下火海。
岳麓书院师生抗击元军入侵最为壮烈，1275年，元军围困长沙，学生坚持读书，不废学业;元军攻城战斗激战正酣，岳麓书院数百名师生，放下书本，与宋朝军民一起守城;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宁死不降，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精神。但宋朝军队都阻挡不了的蒙元铁骑，何况是读书人,他们或选择殉国，或落发为僧，或遁入山林隐而为道。而一些南宋士人、忠义之士选择非暴力抗元之路，坚持做宋朝遗民，不与新政权合作。
相当一部分宋遗民没有忘记文化传承，将满腔悲愤化为一种责任，将华夏文明继续下去的历史使命，他们纷纷开办或重修书院，教授生徒，倡明理学，以延续“圣贤一脉”。
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宋遗民纷纷重修遭战火毁坏的书院或重新建立书院。有的自任书院山长(山长是书院主持或主讲教师)，有的邀请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山长。宋遗民隐居办学，教授生徒，捐田千亩以赡之，面对元廷屡征不仕，有的即使书院被毁，继续移往他地，教学授徒不辍。如浙江卫富益坚持强烈的非暴力不合作政治立场，书院遭到暴力摧毁，因为有一定经济实力，其节义操守对民众具有道德感召力，迁居讲学照样兴盛。
2、宋遗民书院比官方书院的自主性更强，学术氛围浓厚，教学水平高，学习目的纯粹。
宋遗民书院继承与延续了宋代书院的讲学传统，比官方书院的自主性更强。宋代书院是学者著书立说、创立学派的场所，学术氛围浓厚。江南宋遗民书院经过了战火洗礼，无论是重建和新建的宋遗民书院依然保存着宋代书院具有的讲学传道之风。
宋遗民书院处理书院大小事务有极大的自主权。比如书院山长的人选，就是由创建人自己确立的，不需要经过官方的任何许可;书院师长的聘任，根据书院自身发展需要，或聘请，或自任讲席。宋遗民书院也没有官方书院中的钱粮官，书院经费及具体运用几乎都由创建者、山长自己掌控。并且，宋遗民书院可根据各自管理的需要制定各种学规、院规等规章制度。
宋遗民书院中讲学教授的内容也相对自由。几乎没有固定的教材，讲学教授内容完全取决于师长个人的学问爱好和人文修养。教授形式也更加随意。有的书院甚至可能以类似诗社、师生吟诗唱和成为主要的教学活动。同时，书院师长的理想和性格气质，也影响着书院生徒的日常生活。
如金门儒士丘葵，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四传弟子，为学造诣深厚，享有“泉南名贤”美誉，还曾与谢翱、郑思肖两人并称“闽中三君子”。入元深自韬晦，拒不入仕，受他的影响，有元一代，金门地区没有一人应科考，也没有人为元臣。由此可见，宋遗民的理想和他们特有的气质，使宋遗民书院具有更加独立的性质，宋遗民兴办的书院学习目的更加纯粹，学术氛围比同一时期的官方书院要浓厚得多。
学术氛围好也离不开雄厚的师资力量，宋遗民吸收了一批南宋著名儒师及其门生，特别是山长的水平很高，据《宋元学案》记载，当时著名的山长有鲁斋书院的同恕、明经书院的胡炳文、景星书院的黄泽、双溪书院的赵介如、道一书院的程绍开、斋芳书院的唐良骥和金履祥、稼轩书院和的程端礼、文靖书院的欧阳龙生、高节书院的祝蕃等等，这些著名儒师在书院中自由地论道讲学，活跃了元初的学术氛围，也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其教学水平是比较高的。
3、书院为广大宋遗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精神交流场所，心灵上找到了可以寄托的港湾
南宋灭亡令当时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只好一方面选择不与元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寻求对痛苦的解脱，渴望一个精神上可以寄托的港湾。
很多宋遗民想到了书院，江南地区宋遗民书院的出现不仅是为了传道受业解惑，还为大量的宋遗民提供精神交流的机会，在这里他们一起追忆先贤足迹，共勉遗民生活。从书院的创建者到邀请来的师长，再到前来求学的人，大多认同遗民身份，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民族大义，有着相同的气节、趋同的价值取向，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吟诗作赋，直抒胸臆。宋遗民书院成为宋遗民心灵可以寄托的港湾，精神上家园。
他们的诗作很多是抒发亡国换代的悲愤，充满了爱国、怀旧的情怀。如江西庐陵的凤林书院，署名为“凤林书院”的编者曾选辑了一本颇具遗民意味的词集—《凤林书院草堂诗余》。其中收录的文天祥《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邓剡《浪淘沙》、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罗志仁《虞美人·净慈尼》等词，无一不体现国破家亡的悲伤，抒发怀古感今的感情，在宋遗民中引发共鸣。
很多宋遗民认为在书院讲学授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专心于讲学明道，是落实对“圣贤一脉”的传承。
他们认为：“盖知异族之侵扰横暴，必不可久也，故教后学，勿以当前进取为功，而以潜藏待时为用，使深蓄其力以待剥穷必复之机，则于人心亦不无小补”。
宋遗民深信异族之侵扰横暴不会长久，他们要做到维系斯文，有功于“圣贤一脉”的传承，把理学家的学术和理想加以发扬光大，也替异族统治下的汉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是他们书院讲学的价值所在。
4、民以食为天，宋遗民书院也是广大宋遗民物质上的救济所
宋遗民在书院找到了精神寄托，并且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生活上的困境。元朝初始对科举不重视，中断科举取士近四十年，使读书人仕途严重受阻，也严重打击了部分读书人的积极性。
蒙元政权不信任南人，对江南儒士实行民族防范，限制他们掌握权力，害怕其威胁蒙元的统治地位。这使得原先以考科举做官为业的儒士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儒士被迫自己想出路，解决吃饭问题。而书院的存在，不仅可以维系斯文，在书院任山长或讲学都有一定的薪俸，对于贫苦的读书人来说就可以维持生计，饿不坏肚子了。
二、元统治者为什么没有对宋遗民的不合作态度强硬镇压，逼迫他们入仕与元朝合作，反而支持宋遗民书院的建设?
对于宋遗民入元不仕的不合作态度，元朝统治者没有选择强硬镇压的方式，而是出乎意料的加以扶持保护。马背民族也知道马上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的道理，为了长治久安，蒙古贵族推行“汉化政策”，尊崇理学，力图支持书院建设， 缓解民族矛盾，利用包括官学、书院在内的学校系统，化解遗民的反抗情绪，同时通过时间的推移进行渗透，改变宋遗民的不合作态度并为统治者所用，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元统治者成功了。
1、元政权在战争期间就注重笼络人心，防止战争对书院的破坏
为了与南宋朝廷争夺士民民心，还在战争年代，蒙古统治者就注意保护文化教育设施。
早在窝阔台七年(1235年)南下“伐宋”时，蒙元政权就注重笼络南方士人，对书院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杨惟中、姚枢等儒臣即着手网罗南方学者，收集理学著作，在窝阔台十二三年间(1240-1241年)，创建太极书院于燕都(后来元首都大都，今北京)。太极书院供奉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理学名臣“配祀”，将在江淮一带所收集的理学典籍贮藏于其中，并刻《太极图》、《通书》、《西铭》等理学名著于四壁，聘请江汉名儒赵复等主持讲学。
元朝灭宋战争中，为了防止战争对书院的破坏，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忽必烈下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读，违者加罪。”“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对书院等文化教育设施加以保护。有事实表明，元军在作战中也确实执行了保护书院的诏令。
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二十七日，元军进入集庆(今江苏南京)，“平章阿珠(即阿术)占居明道书院,军士畀弃圣像野中。书院儒人古之学等诣承相淮安王前，告给榜文，还复书院房屋租产，招安秀才。当奉钧旨，令书院依例复旧。由是，诸学弦诵不辍”。
也就是说，在严酷的战争中，元统治者也没有以驻军为由，听任军队在书院宿营，而是“当奉钧旨”，“招安秀才”，“令书院依例复旧”，讲学不辍。
然而战争残酷异常，深受理学熏陶的南方士人，多具民族气节，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抗战，加之元兵仍有“屠城”遗风，忽必烈的保护政策难免成为一纸空文，有很多书院在统一战争中遭到破坏。天临路善化县的湘西书院、岳麓书院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被元将阿里海牙夷为瓦砾，10年后才得以重建。郴州路兴宁县的观澜书院也“厄于丙子(1276年)之变，井湮室圮”，破坏则更为严重。另外，静江路、潮州路、衡阳路、龙兴路等南方各地书院都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或完全的破坏。
2、和平时期，元初统治者鼓励和扶持书院建设，缓和民族矛盾及试图化解宋遗民不合作情绪，通过行政手段逐渐渗透和控制书院为其统治服务
元初，广大汉族读书人，虽然放弃了武力对抗，但从心理上排斥异族统治，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汉族的蒙古人的统治。他们视入仕元朝为奇耻大辱和不忠不节，于是就趋避田园，归依山林，或教授生徒，对元政权采取对抗不合作态度。
为了缓和了民族矛盾，元统治者，特别是忽必烈时期急切需要儒学为新王朝治理天下服务，忽必烈对儒学极为推崇，就连元帝国名号都来自儒家典籍。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曰大元”，诏书中明确解释“盖取《易经》‘乾元’之义”，表明忽必烈有意行汉法、兴文治。
全国统一后，元统治者重申对书院的保护政策，并且延续几代而不变。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接受江南奉使彻里的建议，下令江南官府占有的学田归还学校，制止以“理财”为名变卖学校和书院学田。
《元史》卷七十六《祭祀志》载:“成宗即位(1295年)，诏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赡学土地及贡士庄田，以借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又诏令:“各处的庙学书院房舍里，不拣那个官人、每使臣、每军人、每休安下者，休断公事、休做筵会者，休造作者，系官钱物，不拣甚休顿放者。属学校的田地、水土、贡士庄，不拣是谁,休争占侵犯者。”以保持书院经济上的稳定，同时又因势利导鼓励地方人士办学。
由于元至元、大德、至大年间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书院的政策，宋亡后一度疲敝的书院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宋遗民在书院中讲授程朱理学，这与元政权“汉化”方针的要求相一致，因势利导，进一步提倡和鼓励创办书院，还缓和了民族矛盾，这方面元政府还是乐意“成人之美”的。
由于元统治者的扶持和倡导，书院也开始向北方地区的推广，这也是元朝书院的一大特色，与科举取士有密切的联系。科举取士南北配额倾向于北方，按《元史·选举志》载，书院诸生可以参加科试，而皇庆初年恢复科举考试时规定，北方的中书省及河南、陕西等行省取士额要比南方各行省高很多，这促进了北方书院的大发展。
如延佑年间全国新建13所书院，北方地区就有属于今陕西、河南、山东三省的性善、历山、洛西、伊川、鲁斋、渭上、学古等7所，占总数的53.8%;泰定年间新建8所书院，其中北方就有属于今山西、北京、陕西的谏议、晋山、 涑阳、雄山、横渠等5所，占总数的62.5%。北方地区书院发展迅速还与元朝占主导地位的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士人参与书院建设有很大关系，也是元朝书院向北迅速推进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扶持南方书院还是北方书院，元统治者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逐渐渗透和控制这些书院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怎么控制?元朝有如下规定：“书院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教授一样，正式列为学官，其任命或“受礼部付身”，或“受行省及宣慰司札付”，并一体任转迁升。书院生徒也享受各级官学生的同等待遇，“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可见元统治者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将宋遗民的入元不仕转变为元朝的一份子，为己所用。
元初对宋遗民创建的书院，一律予以承认，将书院等视为各级地方官学，授以山长之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明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这意思就是说，有能力的或有热心的人，都可以创办书院。即使没有申报官府，就私下创建了书院，官府也一般不闻不问。这与元朝中后期越来越严格且繁琐的书院创建审批程序形成鲜明的巨大反差。
元统治者对书院的支持，不仅保证了书院生源和正常教学活动，也没有持歧视态度。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后，书院生徒可与州县学生一起参加考试，更可堂而皇之入仕。不仅如此，还特别“恩赐”那些六七十岁的参加会试的老“遗民”下第举人任书院山长，入官食禄，最后变“宋遗民”为“元臣民”，稳固其统治。
元统治者对书院的扶持政策是比较成功的，汉族士人多经不起元廷的软磨硬泡，多数最终走入仕途。浏阳人欧阳龙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从醴陵田氏受《春秋》三传，试国学，以《春秋》中第。世祖至元中，侍父还浏阳，左丞崔斌召之，以亲老辞。后荐为文靖书院山长，迁道州路教授卒。”
可见一些宋遗民从隐居不仕，到被委任为山长复出，走向仕途，最后成为统治者的一分子，这并不是个例。
《元史·董文炳传》也称:“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
全国基本都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元统治者的和平演变瓦解了宋遗民的不合作态度。从开始准许宋遗民创建书院讲学，满足其怀念故旧的“遗民心态”，实际上是以学术自由来缓解政治上宋遗民普遍的反抗不合作情绪，然后又将山长纳入官僚体制，通过行政运转如升迁调动等来控制书院领导人，将书院山长转化为“自己人”，防止书院的自由发展成为有一定势力的群体，进而对元朝统治产生不满和威胁，而元统治者对书院的控制最有效的途径是书院的官学化。
三、书院的官学化趋势和宋遗民书院的衰落凋零
前面说到元统治者对宋遗民书院是扶持的态度，但专制集权的元统治者不可能让书院这样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教育机构，长期游离于集权统治之外的。对书院的政策也由元初的任其自由发展以缓和民族矛盾，到逐渐向书院渗透官学因素，向书院委派山长或任命创建者为山长，设置钱粮官管理书院经费等来控制书，又与科举考试配合，以功名利诱招纳宋遗民归附，变为统治者的“支持者”。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宋遗民书院自身由于书院经费紧张、宋遗民年迈或谢世等原因，一部分书院走向衰落，而一部分书院为了生存发展只得向着官学化的方向发展。
此时宋遗民对待元统治者的态度也分为了两派，一派是坚定的抗争者，例如卫富益、刘君举等，他们不忘亡国之痛，屡荐不仕，至死不与元政权合作，以布衣讲学终老一生，民族气节值得敬佩。
另一派如欧阳龙生、黄泽，先以遗民兴学民间，后被元统治者任命为书院山长，并转升学正、教授等职，食元之禄，由当初的宋遗民，变为元代的学官，这一派占遗民的大多数。正所谓此消彼长，随着元统治者倾向于官办书院，宋遗民书院逐渐走向凋零，官办书院发展势头迅猛。
由于元统治者主导书院官学化，官办书院发展极盛。《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史志记载中，有名可考的书院就有408所，堪称兴盛。元廷通过任命山长、直学等，直接控制书院的内部事务。
书院的官学化服务于元统治者，书院失去其独立性，元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从源头上杜绝了书院游离于元朝统治者之外的可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末年，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创建书院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五六年时间拿不到申请批复，而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报批程序复杂严格。
元朝初年，为了争取宋遗民，元统治者鼓励创建书院，只要有能力有才学有热情的人都可以创建书院，元廷还设官赐额进行拉拢，收买人心。随着元统治的稳固，情况发生改变，兴建书院不是谁想建就能建的，需要申报创建书院的公文需经县、州、府、廉访司、都使者、路、行省、宣慰使、中书省、吏部、礼部、集贤院、国子监等各级职能部门审查核准，逐级上报，待批准之后又要次第返回，其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甚至还要通关节打点走后门，因此，拿到批文并不容易。
以纪念孔子诞生的尼山书院为例。至顺三年(1332年)，五十四代袭封衍圣公孔思晦，决定修复尼山祠庙，置官奉祠，扩建成尼山书院，并推荐江西临川人彭璠为首任山长主持院务。为此，他具文向中书省报告。从至顺三年(1332年)动议，到至元二年(1336年)，前后历时五年之久，因为礼部尚书、中书左丞的大力支持，才最后得到批准，这还是朝廷有人支持和关照，没有权势和关系连想都别想。
批准创建书院后，还要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山长的任免权掌握在礼部、行省、宣慰司手中，政府通过山长可以控制书院的内部事务。
元统治者除了掌控书院的人事管理，还控制着书院的经济命脉，通过设立“直学”钱粮官、提点钱粮等专职官员将书院所有的产业掌握手中。
当然书院的产业，除了官府拨置之外，还有士民官绅捐置、书院自置等其它来源。不过，无论其田地产业来源于何处，皆由“直学”掌管出纳。“直学”的职责是“掌管学库、田产、屋宇、书籍、祭器、一切文簿，并见在钱粮，凡有收支，并取教官、正、录公同区处，明立案验，不得擅自动支”。“直学”又有称作“钱粮官”、“提点钱粮”的，正是通过这样一些官职，元统治者将书院所有的产业掌握于手中。
综上所述，元初宋遗民秉持“春秋大义”不仕元朝，醉心于创建书院讲学传道、著书授徒以保持气节。元统治者知道采取强硬手段只会激化矛盾，不利于收买人心，转而扶持书院的建设，并设法控制，为己所用。元统治者为了达到渗透并控制书院的目的，通过委任山长，发展官办化书院，掌控书院的人事管理，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等措施，将书院这一文化教育组织牢牢掌控，对书院的扶持，在客观上也使书院这一文化教育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官办书院的发展最终瓦解了宋遗民的不合作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宋遗民学院因从业人员年迈或谢世、经费紧张等原因逐渐衰落凋零，而元统治者倡导的书院官学化，让“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面对元统治者的软硬兼施，宋遗民最后大多食元禄而效力元朝，元统治者最终达到了化解消除宋遗民抗拒元朝的不合作态度，瓦解了宋遗民不仕元朝的倔强筋骨，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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