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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汉王朝时期的选官以及选拔然采的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西汉时期汉武帝创立的察举制，这种察举制在建立之初为西汉中央政府选拔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察举制选拔人才功能的充分发挥一方面是因为西汉中央政府对地方有着强大的封建统治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在西汉时期，封建地主发展的势力并不是十分膨胀，因此他们对于察举制选拔人才的过程干预力度很小。
《汉书》载："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但是随着西汉封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在地方已经根深蒂固的官员以及封建主们，他们有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也就是负责察举制选拔人才的官员取得了一定联系，察举制也就开始逐渐变质了。到了西汉后期，察举制基本上已经被地方权贵所掌握，因此选拔出来的人才都是这些地方豪强势力或者世家大族的亲信，随着西汉末年的战乱，察举制一度被荒废。
察举制
东汉王朝建立之后，伴随着中央政府建设新政权对于大量人才的渴望，察举制重新被启用，并且从光武帝时期就对于这种西汉晚期开始变质的选官制度进行改革，不断加强监督力度。但是东汉王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公平地实施多久就开始被宦官和外戚势力所垄断，他们借助自己掌握朝政的优势，不断干预地方选拔人才的原则，尽量扶持自己的党羽上位。
东汉末年再次陷入了激烈的战乱和军阀势力割据的状态当中，因此察举制也一度因为混乱的局面而无法进行。曹魏逐渐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之后非常注重人才的选拔，不过察举制此时也没有得到恢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的选拔方针，魏文帝时期则创立了九品中正制，察举制正式被历史所淘汰。曹魏时期这两种选拔人才的政策加强了其对于北方地区的治理以及之后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改革。
许褚
曹操时期"唯才是举"选拔人才原则的制定
曹操自从变卖家产率领数千家丁子弟武装起义之后，就知道自己的军事武装在当时天下地方的军阀势力中只不过是一叶扁舟，自己也只是小角色。因此曹操认为人才对于自己势力的扩张非常重要，因此在起义之初曹操就通过其爱才之心相继招来了许褚、典韦、荀彧、郭嘉的文臣猛将。这些人为之后曹操在镇压黄巾军以及在北方与袁绍争霸的战争中获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比如官渡之战两军相持之时，曹军由于军力有限因此需要主动出击与袁绍大军决战，否则军粮供给方面将会给曹军很大困扰。袁绍则认为自己兵猛粮厚只是一味与曹操相互僵持，无奈袁绍本人刚愎自用却不听下面谋士的建议，甚至污蔑当时的谋士许攸。这才有了后来许攸投降曹操贡献火烧乌巢的妙计，曹操对于深夜来降的许攸没有任何污秽之词，而是非常高兴。
《三国志》载："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
广纳贤才
这样的表现令许攸认识到了曹操的惜才之心，火烧乌巢就是许攸送给曹操的见面礼，由此曹操得以取得官渡大战的胜利，奠定了称霸北方的基础。在完成北方的基本统一之后，曹魏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当时东汉时期的察举制已经在选拔人才的标准和原则上都倾向于经学之术、门第，选拔出来的人才都是一些空谈儒家之道、缺乏实干精神之辈，这令曹操逐渐放弃了察举制。
"唯才是举"充分体现了曹操对于当时治世能人的渴望，他曾经连续五次向天下发布招纳贤人的法令，规定任何有能力治国、打仗之人不论出身、不管是否是戴罪之身、逃犯全都可以受到曹魏政权的重用。与此同时，曹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由原来注重门第、经学之术开始转为以品德修行为主，并且十分注重整顿吏治，保证曹魏政权的清明之风。
许攸来降
魏文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确立
曹操时期"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策略的确为当时的曹魏政权吸引了大量的能人志士，他们有的善于治理国家，例如贸玠、崔琰等，有的善于征战，有领兵打仗之才，如于禁、乐进、张辽等人都是三国时代的猛将。这些人为曹操统一北方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为巩固曹魏政权对于北方地区的统治以及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曹操去世之后，其子曹丕继位并且在当年发动政变直接将汉献帝废除，自立为帝，定国号为魏。曹丕称帝之后意味着曹操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正式结束，由此开始了曹魏作为一个独立的且公开的政权开始了对于北方地区的统治。为了能够完善曹魏的统治机构，曹丕先后与大臣商议进行了人才选举、政治机构的调整等方面的策略。
曹操的文臣武将
曹丕在颍川士族陈群的建议下出台了以品德和门第为中心的选拔人才的标准。曹操时期选拔人才又开始的不论出身、性格，到后来的注重品行，体现人才需要紧张程度的变化。曹魏政权统一北方之初正是人才紧缺的时期，因此对于人才的选拔标准也就放宽了许多，但是随着北方统治的稳定，在人才方便开始注重了质量，也就是品行为主。
根据曹丕时期九品中正制的规定，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主要分为以德才和门第为考核中心的"品"以及以中正官评价为中心的"状"，"品"标志着被选拔人才是否具有中央选官的标准，而"状"则是一种客观评价来为中央提供信息。两者相互补充，并且按照"品"进行分级，一共分为九品，这种分级原则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地方豪强势力的左右。
《晋书》载："其始造也，鄉邑清議，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
地方士族
魏文帝时期曹魏政权的官制改革
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的确为中央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不论是从品德还是门第上来说都属于当时社会上的优秀之辈。为此曹魏政权此时得益于这些优秀人才的引入开始针对当时官制中所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东汉时期，尚书台一直作为重要的决策机构，录尚书事实际上就是宰相，因此对于皇帝的权力限制很大。
魏文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扶持了中书监、令的地位，他们开始逐渐成为魏文帝的参谋集团和决策时的主要人员。中书监、令逐渐在职权范围上和尚书省相重合，并且驱逐了录尚书对于重要事务的决策和行政之权。中书监、令地位的上升实际上体现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中书监、令官品较低十分利于皇帝的控制，自然也就成为新一代决策机构。
于禁
中书监、令在逐渐成为了曹魏政权的中枢机构之后，尚书省的职权也逐渐出现了变化，虽然其官品依然很高，但是在实际职权上主要负责处理一些不重要的事务，逐渐丧失了原来的决策职能，开始向一般的行政机构转化。在地方的官制改革中，东汉时期地方逐渐固定的州郡刺史制度，刺史得到了正式确立。
《通典》载："魏置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
这种确立的直接影响就是原来东汉时期州、郡、县三级制的雏形到曹魏时期已经全部定型，刺史正式成为了凌驾于郡县之上的州一级行政区划。不仅如此，地方州刺史的权力相较于东汉时期有着很大的提高，这些刺史不仅掌握着一方的财政大权，更具有威胁的是他们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始终对于中央的皇权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魏文帝
评价
从曹魏时期所采取选拔人才的政策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那个群雄逐鹿、狼烟四起、军权至上的时代能够注重人才的选举和培养是非常难得。而曹操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我想对其评价也是非常贴切的。曹操固然诡诈，但是其爱才之心应当是值得肯定和称赞。况且在那个时代，没有点政治博弈的心机又怎么能够成功立足于天下呢?
曹操时期的选人标准所体现出的变化，也是当时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具体体现。起兵之初，曹军各方面都需要人才，尤其是善于用兵打仗的谋臣猛将，然后当曹操取得官渡大战的胜利逐步统一北方地区之后，此时的曹操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政一方的政权势力，并且三国鼎立的局面也已经确立。
因此曹魏方面所需要的人才在选拔标准上也出现了转变，此刻曹魏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治国安邦的理政之才。要想将北方地区置于曹魏政权的强大统治力之下，需要从各面进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而东汉末期以来官场的贪腐腐败无能之气又令曹魏统治者十分反感，因此便制定了以品德为首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曹魏政权对于治国理政之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门第的要求逐渐越来越高，使得广大出身平民的有识之士上进无门，就此也就奠定了世家大族今后发展的政治基础。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曹魏统治者对于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妥协，门阀士族的出现就是九品中正制的直接结果。
参考文献：《三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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