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崇祯皇帝，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此人的历史事迹。

　　抛开枝枝蔓蔓，崇祯皇帝朱由检算是大明朝的末代天子，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勉，同时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咋看上去，这哥们优点很多：

　　一、不贪色，相传他接过老哥天启皇帝的大位后，阉首魏忠贤想象过去糊弄天启那样继续糊弄崇祯，不断进献绝色美女，以期让其沉迷美色不理朝政，有利于自己继续玩弄权术。但崇祯不上套，他对美女无特别兴趣，然而为迷惑这个权奸，来者不拒，只是把她们当作花花草草一样的摆设陈列，直至一举剪除阉党。

　　二、勤政，崇祯是晚明最勤政的一个皇帝。他很努力，白天上朝，晚上加班，周末不休息，每天要工作七八个时辰(十四至十六小时)。万历、天启在勤政这一点上跟崇祯根本不是在一个层次上。天启天天做木匠，万历更牛，直接几十年不上朝。

　　三、节俭,崇祯的节俭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就连后来的道光帝都不能与之比肩，道光节俭更注重的是政治作秀(一个补丁都要花50两银子)，而崇祯的的确确是真节俭，每月跟皇后吃十次素。为缩减宫内开支，他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拿到集市上卖掉，用来补贴国用，自己的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更换。

　　甚至他的死敌李自成都这么评价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得客气之极，简直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李自成版。

　　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勤勉有加的好学生在短短十七年内国破家亡，身首异处，几乎考了历代君王的倒数第一名，个中原因纷繁复杂，但爱面子的心理和行为处世习惯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哥们的悲剧。崇祯的一可以概括为面子误国。

　　崇祯登基之前，本是偏居外藩的信王，在即位前的十六年里作为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学习阶段，根本没有接受系统完整的帝王之术的教育和熏陶。这方面完全不能跟他爷爷万历和兄长天启相比。

　　万历有张居正这样的百年名相的提携和管带，天启有孙承宗那样的牛人帝师谆谆教诲和悉心辅佐。这个治国理念、历史见识不多，资质平平的学生却不得不通过速成班的方式来接管晚明这条风雨飘摇中的破船。

　　天赋不优秀，缺乏良好的教育，他只能靠后天拔苗助长式的恶补，想在实践中极速摸索一条救国之路。崇祯的一生，就像一位低等级、烂装备的菜鸟，进入到了史诗级别难度的游戏当中，每每碰得头破血流。

　　愈是能力平庸、才具不足的人，往往更敏感，防卫性愈强，害怕别人看穿他的内核。这就造就了他脸皮薄，爱面子，急躁冒进，想快速建功、一鸣惊人的心理学基础。

　　公元1627年,再也干不动木匠活的天启帝熹宗在临去世的前今天，仅凭一句“来,五弟当为尧舜也。”的空话就把一个内忧外患、阉竖横行的政权匆匆交班给十六岁的弟弟崇祯。

　　在执政初期，崇祯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长期阉党之祸得到澄清。朝野上下气象一新，几乎都要成就他老哥希望他做尧舜圣君的预言。侥幸得手的开端实际把崇祯装裱在神坛上，强化了他以后作为圣明天子的心理预期。

　　不久，在成为体恤百姓的尧舜之君的面子心理驱使下，年少的崇祯皇帝接受了一帮东林党书呆子的馊主意，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和税负。东林党人代表的是江浙商人和豪强士绅阶级的利益，执行的政策都是为本阶级服务的。

　　废除矿监、税使使得国家税收极度减少，而土豪士绅阶层有免税特权，他们利用此特权不断兼并土地，将要缴纳的税收再次转嫁给农民。结果是朝廷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

　　加上崇祯时期适逢我国历史上的小冰河天候时期，各种自然灾害频仍。明朝对外要对付辽东的后金，对内要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农民起义军，还要安置和救济越来越多的流民和灾民。

　　财税是国之根本，盐铁丝茶更是历朝历代的稳固税基。崇祯面临的这么多棘手问题，哪一样没有钱都玩不转。可惜这哥们受到糊弄，在财源上自缚手脚，自剪羽翼，可以说是面子心理驱使下图虚名、招实祸的典型。

　　最后入不敷出，不得不回过头来变加厉地征收辽饷、剿饷、 练饷 。大大激化民变，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崇祯时期由于持续内外两线用兵，特别是中后期对后金作战并不占优，且有每况愈下之势。所以与后金策略性的暂时议和以便集中对付李自成的农民军是越来越现实的选择。

　　崇祯不是不想，在亡国的最后时刻,崇祯皇帝就说过“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也”;也不是没做过，甚至多次主动议和，但是由于面子心理和大环境的不配合，每次都功亏一篑，搞得屡屡杀国之干臣来挽回面子和推卸责任。

　　最典型的就是兵部尚书陈新甲与与后金的议和，崇祯满口答应此事并予以直接指挥，陈新甲很快和皇太极达成了友好停战协议。

　　谁知此事不慎被陈家下人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指责皇上是宋高宗，卖国求荣，所谓“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立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指责是陈“戮辱我宗藩”，冤杀了背锅侠陈尚书。

　　崇祯杀袁崇焕自毁长城一事原因复杂：除了袁擅杀总兵毛文龙、“五年平辽”兑现无望反而屡屡让后金兵困北京之外，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折损了崇祯皇帝的面子。

　　袁为了赢得修筑城垣、巩固边防的时间,在征得崇祯默认和同意的情况下，与皇太极私下9秘密书信往来讲和以麻痹皇太极，哪知皇太极也不是省油的灯,同样包藏鬼胎。在万里长策突袭北京时,皇太极将这些秘密书信一股脑公布与众,崇祯面子上能搁得住?岂能不置袁崇焕于死地?

　　在李自成农民军逼近北京之时，崇祯再次由于面子上抹不开放弃迁都到南京的机会而丧失了最后的主动权，直到搭上自己的性命。

　　我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正副首都，其中副都(或叫留都或陪都)在官制、后勤保障供应、宫殿甚至宗庙等方面都具备随时可对首都取而代之的条件，说白了就是为了紧急之变时皇帝或太子临时移驻，只要皇帝这个名号、中枢神经不倒，对维系国家机器及其统治有很大的作用。

　　在“天下即朕，朕即天下”的家天下制度下，迁都本来就该皇帝乾坤独断自个说了算，但崇祯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有违太祖明训：“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一定会恐遭后世耻笑。

　　崇祯过于自矜,非要召集群臣廷议此事,他的小九九是希望大臣们心领神会配合他演一场戏：大伙以头抢地、泣告哀嚎恳请皇帝南迁,他再力辞几次,最后不得已接受群臣公议,体面地离开京城。

　　可这层意思他又不能公开说,被崇祯多年来刻薄寡恩和杀伐决绝吓坏了的明朝大臣们现在只能顺着皇帝明面上的调子起舞，结果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不可南迁。

　　三月初四崇祯最后一次提到“南迁”，仍然有些大臣建议固守京师,这样崇祯就走上了“国君死社稷”的绝路。

　　在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废话，李自成在北京城外猛烈攻城，他召集文武百官相对而泣，抹泪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这明显是透露了他内心对文臣们不配合甚至阻止他他南迁陷此绝境的无比愤怒。

　　崇祯在位十七年，干掉14个国防部长(兵部尚书)，换了50个总理大臣(明朝不设丞相，首辅内阁大学士相当)和11个司法部长(刑部尚书)，杀辅臣一人，尚书四人，总督、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其中包括打得努尔哈赤抱头鼠窜的袁崇焕。

　　对比下宋朝自开国到元祐年初历经这么多皇帝才更换51名首辅。可见崇祯急于求治却陷入胡乱折腾。他创下了自古以来皇帝写检讨书之最：至34岁薨世时已六下“罪己诏”。

　　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但是那只是表面上是承担责任，内心从没认错。每次下罪己诏之后，都要出于心理平衡杀大臣来发泄失掉面子的愤怒。

　　卢象升、袁崇焕、孙传庭等功臣良将都被整死，大开杀戒，越杀越乱，越杀越离心，以致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大臣们要么战战兢兢，不敢放手作为;要么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主旨混日子。

　　崇祯这么搞的直接后果，就是众叛亲离。李自成打到北京时，击鼓上朝，没一人肯应诏。一方面六下罪己诏，另一方面骨子里却始终认为“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文臣个个可杀”、“诸臣误朕也。”…

　　罪了六次己，死到临头，还在感叹，都是大臣误朕，换言之，朕真的是一点责任也没有啊，错都在你们!

　　要是有一两个大臣误你，那可能是大臣的原因。但那么多满朝文武全都误你，那就是你的责任了。这同西楚霸王项羽的临时前遗言“天亡我，非战之罪。”一样荒谬!这面子才是将这哥们送上绝路的元凶啊!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大明末代天子在皇家禁苑梅山的一株歪脖老槐树上自缢身亡，临死前咬指血书遗诏“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就是除去发冠任由满头长发散落下来遮盖住自己的双脸，这样算是维护了自己的最后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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