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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元英宗硕德八剌与中书右丞相拜住在南返元大都的过程中，驻跸于上都西南三十里的南坡店(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在夜间被以阿速亲军都指挥使铁失为首的一伙蒙古贵族所杀，这就是元朝历史上著名的“南坡之变”的梗概。这次事件可谓是元朝政治史上最大的转折点，元朝全面衰退，最后短命而亡的关键点就肇基于此，而元英宗之所以被刺杀与他的“至治新政”息息相关，这两者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这一点绝不能忽视，这项改革的实行是元英宗被刺杀的根本原因。
元英宗硕德八剌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子，年值18岁的硕德八剌在其父亲英年早逝之后在延祐七年(1320年)和平继承帝位。即位初年，元英宗为了独立施政就开始与掣肘他的答己太皇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展开政治斗争。至治二年(1322年)，答己太皇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相继病死，元英宗帝位得到巩固。而与此同时元朝的统治危机也在日益加深，全国各地水旱频繁，山东、湖北、河北、四川、江南民变不断，元英宗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来缓解自己的统治危机，推行“汉法”以适应中原的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水平是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他和“崇儒行汉法”的右丞相拜住大刀阔斧的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政策：
第一、重视汉族儒学，大规模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擢任集贤院、翰林院和六部官职。在这一时期，张珪、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宋本等大批儒臣得到重用，为元政府服务和效力，所谓“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少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元英宗表示汉族儒士能参加政府工作最好多多益善，要拜住“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
第二、大量罢汰冗员。自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有元一代管理皇室事务的机构特别庞大，如宣徽院、典瑞监等。随着日积月累，机构名目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数目甚至超过了朝廷政务管理机构，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冗官冗吏，元英宗继位之后对这些机构自然要大力裁撤。在至治二年(1322年)十一月，元英宗令“罢世祖以后冗置官”，原答己太皇太后所设立的延徽院所属各机构如江西财赋提举司、寿和署等被全部裁撤，以节省财政开支，由于英宗突然被刺，并未完成全部改革。《元史》记载：“至英宗时，始锐然减罢崇祥、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余。”
第三、行助役法，减轻农民负担。元代农民劳役繁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即从地主那里收取助役费用，用来补贴农民，具体比例是百亩民田抽取三亩之费，可见此法对农民有利，“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
第四、针对政令不一、罪同罚异的乱象，元英宗命儒臣编修《大元通制》，对历代法令文书进行修订，并在全国发布执行。
以上四点是元英宗至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出前两项措施总结起来就是任用儒臣和罢汰冗员，这对蒙古和色目贵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据《庚申外史》记载，有元一代“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就是做官入士，出身门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英宗大规模的重用汉族儒臣，无异挤占了那些蒙古、色目贵族的发展空间。
而元英宗为了改变成、武之际财政恶化，国库空虚的局面，大幅度地裁减诸王、驸马、勋旧的岁赐，以《元史》观之，累朝赐钞皆以“锭”为单位，而英宗一朝是以“贯”为单位。元代制度一锭折合五十贯，反映了赐钞总额的大为减少。不仅如此，元英宗还时不时以财政短缺为理由停发诸王岁赐，这就自然而然的引起了蒙古宗王的痛恨。
所以，元英宗的一系列施政严重的挑战了蒙古宗王、蒙古和色目官员的既得特权，这就拉了很多仇恨，可以说铁失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发动刺杀就是看到了这种普遍的怨恨，让他敢于去尝试弑君之行，在南坡之变发生时，竟然只有一位叫买奴的宗亲忠于英宗，“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请加封赏，以示激劝。”可见其孤立程度。
而英宗执政后，一些作为引起了其近臣铁失的恐惧，成为元英宗被刺杀的直接原因。
铁失是元仁、英之际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铁木迭儿病死后，英宗全面清算了铁木迭儿在朝堂上的势力，但可能由于铁失其妹乃是英宗皇后，亲联天家，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获得了赦免和重用，身兼御史大夫和统领左、右阿速卫的兵权，不得不说让曾经做为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获得宿卫兵权，是给元英宗的死埋下了致命的伏笔。
铁失此人贪财好货，品格卑劣，曾经是“诳取官币案”的重要同谋兼获利者之一，此案缘由乃是有浙民吴机称自己与宋朝宗室有亲戚关系，有汤沐田在浙西，愿意将这块田土献给朝廷，司徒刘夔向元廷汇报此事后，颁下官钞125000锭以偿其直，但是刘夔和铁木迭儿、铁失一起瓜分了这笔巨款，而吴机所说的“汤沐田”更是子虚乌有，这些田地早就成为民田，搞得当地鸡飞狗跳。后经廉访使察出，遂以田归原主，刘夔等人被处死，而铁失由于后台过硬，获得特赦，得以幸免。刘伯温写道：“命宣政院官奉旨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
当时任右丞相的拜住与铁失水火不容，拜住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要元英宗对铁木迭儿一党连根拔起(明显要搞死铁失)，元英宗在拜住的不停影响下，这“火气”是越来越大，难免将怒火发泄到了铁失身上，铁失对此惊恐不已，又想起以前做的那些烂事，非常惧怕英宗的迁怒诛杀，“铁失以奸党不自安，潜蓄异图”，遂决定先下手为强，在至治二年八月，率领阿速卫军将英宗弑杀。
“南坡之变”给元朝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一、随着元英宗和拜住的死去，使以施行“汉法”为中心的“至治新政”戛然而止，元朝政治革新原地不动，新继位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一一重现改革前的弊政，就比如说对诸王的滥赐又回到了英宗以前的水平，重新将元英宗时期罢黜的蒙古、色目官员置于朝堂任用，“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可以这么说元朝失去了一个最后的政治改良机会，直到元亡再无起色。
第二、此次元英宗被弑杀，皇权受到了极大破坏，自此之后权臣势力越来越大，几可左右皇帝人选，出现了臣强君弱的局面，而且自元英宗死后频繁的帝位更迭给元朝的政治、民生带来了消极影响，两都之战就是两派权臣各拥其主的恶斗。这种情况极大消耗了元朝的实力。
可以说，“南坡之变”加重了元朝的统治危机，使不可一世的元政权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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