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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最为“幸运”的皇帝之一，而这一切都与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此前十三年的改革与勤政密不可分。
在继位的合法性上，乾隆皇帝很早就被雍正通过“秘密立储制度”确立了接班人身份，并且帮助其扫除了几乎所有的障碍，使得乾隆皇帝的登基变得是没有任何的“悬念”，帝位从一开始就极为稳固。
在政治上，雍正事必躬亲、励精图治、革除痹症，成为古代帝王“勤奋”的标杆，而这也为乾隆留下了一整套完善的保障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机构与制度，以维系了皇权的统治的根基。
而在经济上，雍正实施“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政策，极大的充盈了清朝的国库，一改康熙一朝国库空虚、亏空严重的局面，进而为乾隆皇帝留下了一副殷实的“家底”。
由此可见，乾隆朝时期，特别是乾隆朝初期的“盛世景象”，很大程度上是在享受雍正朝改革的成果与红利。
而实际上，雍正为乾隆皇帝留下的远不止这些，特别是雍正晚年关于其后事安排的遗诏，对于乾隆皇帝顺利完成政权交接与过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对此后乾隆朝六十多年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般的重要作用。
雍正留下的遗诏，俨然就是替乾隆皇帝安排好了一切。
其实，雍正早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之事做着安排。
在这一年之中，雍正可谓是遭受到了精神上与身体上的双重打击。这年六月，与他关系最为亲密，同时也是他最为信赖与倚重的兄弟怡亲王胤祥去世，雍正悲痛欲绝，甚至是在祭祀的过程中数次晕阙，足可见雍正的伤心程度。而几乎就是刚刚将胤祥进行了安葬的同时，雍正自己也是大病一场，险些让雍正就此一命呜呼。
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认清了自己即将命不久矣的现实，于是，他拖着病体，召集了几位朝中的重臣，开始“面谕遗诏大意”。“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因见人情浇薄、官吏徇私，罔知改省，不得不惩治以戒将来。故有从前条例本严而改易从宽者，乃原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酌定，可垂永久。有从前本宽而改易从严者，本欲俟诸弊革除之后，酌复旧章。”
这是雍正对于自己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总结，其中也包含了雍正的一些“反省”，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雍正的临朝政策较之此前，有了一些从“严”转“松”的倾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登基后的一系列对人、对事的态度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雍正遗诏中，另外一个对于对于乾隆皇帝有着重要意义的内容，便是再一次正式确立了乾隆皇帝接班人的资格。“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
尽管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皇帝在确立“秘密立储制度”的时候，同时也确定了乾隆的继位人资格，但本着“秘密立储”的需要，雍正对此一直是避而不谈的。
然而，此后雍正的一系列行为，实际上已是在将这样的想法昭然于世了。
一来，雍正皇帝多次安排乾隆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仪式，特别是在其刚刚将其“秘密立储”后，就让其代为祭祀康熙皇帝的景陵，可谓是意图明显。
二来，雍正为弘历配备了包括张廷玉、朱轼、徐元梦等当世名士为老师，同时还命人传授其弓马技艺，为的就是要对其进行全面培养，重视程度远超其他皇子。
三来，那就是雍正对于弘时的持续打压，先是压制其生母齐妃李氏的身份，随后又把弘时过继给八阿哥胤禩，进而将其削宗夺爵、逐出宗室，这些都是在给乾隆皇帝铺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乾隆皇帝的继位本就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雍正不仅用遗诏的方式加以巩固确认，同时还将康熙与他这两代帝王的喜爱作为了乾隆皇帝的重要“背书”，增加继位的“合法性”，无疑对其皇位的稳固有着重要作用。
当然，雍正在将乾隆皇帝扶上皇帝宝座，并且给予他以治国施政的告诫外，还为他精心打造了一套班子，这便是在其临终前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即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以及张廷玉和鄂尔泰。
雍正如此安排，可谓是颇有深意的。
从这四人的出身背景上来看，胤禄与胤礼，是雍正的弟弟，属于宗室成员，而张廷玉和鄂尔泰属于外臣，这样的搭配是典型的“内外平衡”，既照顾了宗室的利益，同时也最大化的安抚了外臣。
而再往具体来说，此时的胤禄已经是过继给了老庄亲王博果铎，进而袭承了皇位，因此他属于旁系宗室;胤礼则依旧是在康熙这一支血脉下，是没有“出三福”的直系宗室;张廷玉，并不像此前的年羹尧、田文镜那样有着汉军旗籍，是正儿八经的南方汉族士大夫的代表，至于鄂尔泰则是满洲官员的代表。这样一来，再一次将这四人所代表着的利益集团进行细化，使得不同阶层人的利益都能顾及的到，并且在势力分布上加以平衡，以此来维系朝局的稳定，避免形成对于皇权的威胁。
在这其中更加高明的是，雍正为张廷玉与鄂尔泰还画了一个“大饼”。“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明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其应行仪制，悉遵成典。”
配享太庙，让其享受后世的祭拜，能够享受此荣耀的不是权贵宗室，就是功勋重臣，这无疑是对张廷玉、鄂尔泰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是对其进行着极力的拉拢，使其更加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新君。乾隆皇帝则可通过这二人，实现对于外臣的控制。
而与此同时，雍正皇帝一改“首崇满洲”的传统，将张廷玉的位置放在了鄂尔泰之前，这又是在表明其对于汉族官员的认同与尊重，在加上张廷玉以一介汉臣的身份获得“配享太庙”的荣誉，这对于所有汉族官员以及广大汉族人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雍正这一手绝对堪称非常高超的怀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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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份遗诏，雍正皇帝从皇位传承、施政纲领以及“顾命大臣”三个方面，为乾隆皇帝留下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其中除了有雍正卓越的政治能力与政治眼光外，更彰显了的是其作为一位帝王父亲的用心良苦。
雍正的这份遗诏，实际上也是为乾隆朝的政局走向，埋下了一定的“伏笔”。
首先，“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员的换血成为了必然。
雍正想着有四位大臣“顾命”辅政，为的就是协助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乾隆皇帝完成权力的交接与政权的顺利过渡，同时也使得自己在位期间的一系列政策能够得以延续与开展。
但实际的情况确实事与愿违。乾隆三年(1738年)，果亲王胤礼去世;乾隆四年(1739年)，庄亲王胤禄受到“弘晳逆案”的牵连，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此时的朝堂上只有张廷玉有着影响力，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乾隆皇帝开始对于张廷玉的清算与打压，使得其也只能以非常凄凉的结局收场。短短十年时间里，雍正为乾隆设计的政治结构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而在整个过程中，乾隆皇帝自身的政治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使得其能够在保证政局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组建官僚队伍，执行其想法与政策。此前的四位辅政大臣起到的也就仅仅是政权过渡的作用，同时也是从侧面来印证乾隆的政治能力，进而提升的是乾隆本人的地位与声望。
其次，乾隆一朝“仁”字的基调，也就此奠定。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最为崇拜的并非他的父亲雍正皇帝，而是他的爷爷清圣祖康熙皇帝，特别是康熙皇帝的“仁”的谥号，是非常为乾隆皇帝所认可的，并且也得到了他极力的效仿。
于是，雍正的那句“惟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法圣祖之政以为政”，无疑是在乾隆皇帝摘下了一件“紧箍咒”。纵观乾隆一朝，为多尔衮平反，为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平反，为自己的哥哥弘时平反，其中有着乾隆“好大喜功”的心态，更重要的是雍正的安排为乾隆提供了重要的舆论基础，进而让乾隆皇帝以此实现延揽人心，以及树立“仁德”名号的目的。
再次，“秘密立储制度”同样为乾隆所受用。
雍正设立“秘密立储制度”，实际上是充分吸取了此前帝王传承、王朝更迭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康熙朝晚年惨烈的“九子夺嫡”，也让雍正产生了后怕。他不希望只以出身、年龄作为标准，而将国家交到一个不称职的人的手中，也更加不希望为了争夺皇位，皇子之间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局面产生，于是这才有了“秘密建储制度”，而这也成为了其加强皇权专制统治的又一项举措。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立储制度”的第一位受益者，其登上皇位的过程可谓是非常的平坦，而在他袭承了这一制度后，也确保了终乾隆一朝，皇子之间关系的和谐与朝局的平衡稳定，避免了“九子夺嫡”事件的再度发生。
只不过乾隆皇帝前两度“立储”，皆因皇子早殇而荒废，但终归还是能够将这一制度进行执行与延续，而这要怪也只能怪他太过于长寿，把自己的儿子们硬生生的都“熬”死了。
纵观雍正的一生，其绝可谓是“克俭勤政”的典范，他不仅革除了康熙朝晚年一系列的痹症，扭转了国势，进而将大清王朝带入了新的“辉煌”，同时，他也更是为他的继任者乾隆皇帝，积蓄下了丰厚而又殷实的“经济遗产”与“政治遗产”，进而使得后者有了足够的资本与底气，延续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代“盛世”。
然而，这些所谓的“遗产”，也仅仅是在维系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帝王“家天下”的统治根基，并没有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促进，也没有对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而在盛世的繁华逐渐褪去之后，才发现整个王朝也只是在一阵自诩为“天朝上国”的缥缈中“裸泳”，已然落后于世界列强，而这也无法避免的造成了晚清落后挨打的黑暗局面，让人感到遗憾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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