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躯庞大的大象给人一种憨厚稳重的印象，是吉祥的象征。逢结婚或庆典，很多地方的人们会用到充气大象，寓意吉“祥”如意，万象更新。

　　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开始利用大象耕田。五帝之一的舜，传说就将大象驯服用于农耕，在他死后陵墓前出现大象刨土、彩雀衔泥等所谓的瑞兆。皇甫谧的《帝王世纪》 记载 : “ 舜葬苍梧下 , 有群象常为之耕 , 禹葬会稽祠下, 群象耕田。 ”

　　大象曾经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广泛分布，随着气候的变化与人为的过度猎杀，大象的活动区域逐渐缩小，向长江流域、岭南地区、云南地区迁移。

　　除了舜驯养大象耕田的传说，《吕氏春秋·古乐篇》还提到了大象作用于战争，“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表明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经开始驯养大象作战了。

　　在古代，大象除了用于战争、日常役使，或是从事表演活动，乃至用其象牙制作装饰品外，还经常作为古代宫廷朝仪的仪象。大象作为一种瑞兽，一种特殊的仪仗兵，在朝仪中的使用可追溯至汉朝。

　　盘点大象用于朝仪的历史，它们是如何做好宫廷仪仗排头兵的?

　　《周礼》记载：“巾车掌王五路:玉路以祀，不赐诸侯;金路以宾，同姓以封;象路以朝，异姓以封” 。《周礼》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或两汉之间，说明中国至少从汉代开始，就使用驯养的大象用于朝仪活动了。舜作为上古时期卓越的君王，圣德贤明，为后世所尊崇，舜驭象耕田的传说，让大象成为吉祥的瑞兽，于是中国很多王朝都将大象用于朝廷礼仪活动。

　　《三传折诸》中称“汉魏以下，皆有驯象之司，列于卤簿”，可见从汉魏以来就将驯象作为仪仗排头兵，用于帝王的大驾卤簿，以示帝王的正统身份。蔡邕《独断》卷下：“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卤簿是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使用的场合包括祭祀、朝会、外出和行幸等。

　　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庞大的身躯，如墙一般的雄壮，用于皇家威仪再合适不过了。《晋书·舆服志》有关于晋武帝将大象用于礼仪的记载:“象车,汉卤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可见晋朝时大象已经担当仪仗兵的色彩了。

　　后来因为有的大象脾气暴躁，用鼻子击人，晋朝廷觉得大象太危险，也没有多少实际用处，还耗费物资喂养，就将南越进贡的大象退了回去。

　　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使用大象作为仪象的礼仪制度日趋完善。《唐会要》卷明堂制度记则天万岁通天元年,铸九州铜鼎,置于明堂之庭,“仍令宰相诸王,率南北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门外曳入”。可见唐朝的重大礼仪活动中，大象的角色至关重要。

　　宋朝之前，尤其是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已、礼崩乐坏，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非常重视礼仪的重建，出于对古礼和传统的尊崇以及巩固政权并树立个人威严的需要，宋代完全恢复了之前的仪象传统。

　　如大象在宋朝皇帝南郊祭祀时担当仪卫，宋史有这样的描述，《宋史.志第一百一.仪卫六 》：“宋卤簿,以象居先,设木莲花坐,金蕉盘,紫罗绣檐络脑,当胸、后鳅并设铜铃杏叶,红斧牛毛拂,跋尘。每象,南越军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并花脚蹼头、排绣窄衣、银带。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两庄养象所奏诏以象十于南郊引驾,开宝九年南郊时,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

　　对于大驾卤簿，《宋史·志·卷九十九》载：“政和大驾卤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开封令、开封牧、大司乐、少傅、御史大夫、兵部尚书。”

　　从以上两段文献中，我们看到开宝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太平兴国是宋太宗赵匡义的年号,政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也就是说从北宋初年到北宋末年，朝仪制度中的仪象传统一直传承。宋朝皇帝们不仅生前用驯象做仪卫，死后还将大象制作成石像守卫皇陵，保身后太平有象。

　　在元代,仪象也是皇帝出巡仪仗中必不可少的“大件”。皇帝出猎, 来往于两都,或是在沿线的“纳钵”、“行宫”均乘象舆 。不过这些礼仪象虽然平时温和，但如果受惊也会难以控制。

　　《元史· 贺胜传》 云 :“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舆乃安。”可见即使大象身躯庞大，也本能地害怕狮子，即使是假狮子也不例外。

　　明朝时期，仪象的使用更加广泛和频繁。史料记载，朝廷每举行朝会，仪仗中用仪象陈列，承担祭祀礼仪以及驾辇驮宝之用。《明史》卷六四《仪卫志》载皇帝仪仗“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

　　明朝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其中涉及使用象辂的礼仪场合，有登极仪、大朝仪等数种。皇帝卤簿的御车总称“辂车”。辂车之中又分大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载: “时朝廷大辂用象挽之，凡朝会亦用象陈列殿陛两墀及阙门之外”。其中大辂，就是皇帝所乘之象车，形制 高大，大象两只驾驭，往返于寝宫与大殿之间,大辂车厢还绘有金云龙、鹰、飞禽、海兽等图案，饰以 铜龙头、铜鳞片等,各个部件用料做工考究，豪华大气，彰显皇权威严。

　　皇帝举行登基大典，遇有重大节庆，如正旦、冬至、圣节三大朝会，都要举行庆典活动，以接受文武百官和 “四夷”使臣的朝贺。大明会典卷之四十三记载，举行朝贺时，“典牧官陈仗马犀象于文武楼南、东西相向。钦天监设司晨郎报时位于内道东、近北立”。

　　永乐八年十一月初十日，帖木儿王朝使者觐见明朝永乐帝， 他们徒步走到路的另一头,抵达宫门。十头大象站在宫门的尽头，左边五头，右边也是五头， 象鼻伸向路上。使臣们穿过象鼻，进入皇宫。可见明永乐帝朱棣非常重视仪象的仪卫作用。

　　明朝谢肇淛《五杂俎》对仪象的工作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描述：“今朝廷午门立仗及乘舆卤簿皆用象，不独取以壮观，以其性亦驯警，不类它兽也。象以先后为序，皆有位号，食几品料。每朝则立午门之左右，驾未出时纵游龁草，及钟鸣鞭响，则肃然翼待，俟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矣。朝毕则复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则象奴牵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后它象肯行，不然终不往也。有过或伤人，则宣敕杖之，二象以鼻绞其足踣地，杖毕始起谢恩，一如人意。或贬秩，则立仗必居所贬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

　　以上说的是仪象的工作被称为“立仗”,朝贺钟声一响，这些宝象便按照次序凛然而立，迎接百官进入午门，都进入后这些宝象左右交鼻戒严，不准任何人进入，看到大象这般的铜墙铁壁，便没有人敢冒险逾越的了，等朝毕后，仪象撤走，恢复如常。

　　同样是仪仗大兵，仪象也是分等级的，等级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站立的位置不同，吃得喝得也有差异。再就是如果某只象生病了，那么，就要象奴(训练大象的人)将病象牵到其它健康的大象面前，告诉它，今天你的哥们病了，需要你替班，如果健康的大象走出来就表明同意替班，那生病的大象才可以休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大象的智力相当于人类四、五岁的孩子。仪象犯了错或伤了人，轻则贬秩，就是降低仪象的位次和待遇，将其“立仗”时站立的次序调整。如果犯的错比较大，就要挨板子，可这样的庞然大物谁敢打呢?这个也有办法，训象的人命令其他两头象，用长鼻子将犯错者绞倒在地，人上去杖刑，打完后还要大象服气，要谢主隆恩。

　　另外，明朝举行享太庙、郊祀等活动时也要使用仪象，史载 “朝廷有事于南北郊及祈谷雩祭大典，必使象驮祭器驾辂车以出”。

　　到了清朝，朝仪制度更加完善，在继承明朝的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满族的特色。仪象地位同样很高，仅在皇帝卤簿专用的“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中使用。

　　《清史稿·舆服志四》: “皇帝大驾卤簿: 圜丘、祈谷、常雩3大祀用之。大阅时诣行宫,礼成还宫,亦用之。其制,前列导象四,次宝象五,次静鞭四”。法驾卤簿是除三大祭之外的一般祭祀活动和朝会两种场合下使用的礼仪规格。

　　清朝大驾卤簿

　　“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中的仪象有什么不同吗?《清礼器图志》给出了答案：“乾隆十三年钦定皇帝卤簿宝象，络首、钩膺、鞦攀皆编黄绒紃为之，杂饰诸宝。前后各缀朱缨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缨铜铃各三，白革为鞯，绘金龙采云，周为花文，借以朱氎。鞍髤朱饰金，上载宝瓶，铜质鋄金，亦饰诸宝。 深一尺六寸五分，口径八寸六分，腹围五尺七寸六分。 镂垂珠文，底径一尺一寸三分，足径一尺七寸，镂朵云文。 盖径一尺三寸，冠火燄顶。 座高一尺三寸。 凡大朝会设卤簿则立于午门外，法驾卤簿宝象同。皇帝卤簿导象披蓝屉，不加羁饰。凡大朝会设卤簿则立于天安门外，法驾卤簿导象同”。

　　从上可以看出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中仪象的打扮和装饰是相同，不同的是仪象按照礼仪功能分为宝象与导象二种，导象四只不驮宝瓶，宝象五只要驮宝瓶。导象顾名思义起前导作用，好比仪仗队的排头兵，仪象体型高大，尽显威仪，可以远远地观察路况，并及时报告给皇帝，保障皇帝的安全。导象的打扮得相对简单，只身披蓝毯;而宝象就不一样了，周身都显得色彩艳丽、庄重威严，彰显出皇室华贵的身份。

　　宝象的头部、胸部、臀部均用黄绒细绳连接各种珠宝装饰，而且背上还驮着宝瓶。这宝瓶有讲究，除了镀金还镶嵌珠宝，大小高度都有明确要求。宝瓶里装的东西有满族特色，瓶内置有火绒、火石、火镰，为满洲旧俗，以示不忘祖先的传统风俗。另外瓶的谐音为“平”，象的谐音“祥”，象驮宝瓶寓意“太平有象”、“太平吉祥”。

　　法驾卤簿主要是在一般祭祀活动和朝会时使用。一般祭祀场合下的法驾卤簿，陈设在路边，“皇帝乘金辇，前列导象，次宝象。”

　　朝会场合下的法驾卤簿，玉辇、金辇 设在太和门外，五辂设在午门外。宝象则被安排在五辂之南。而那四只朝象，也就是导象，在旭日东升之际，被安置在天安门外，意寓皇朝的蓬勃之气，也代表了太平有象之意。

　　举行登极仪时也离不开仪象的参与，《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载：“嘉庆元年春正月，率皇太子诣、奉先殿行礼，上御太和殿。亲授皇帝之宝于皇太子。皇太子受宝。即皇帝位。尊上为太上皇帝。 是日。銮仪卫陈卤簿于太和殿前。步辇于太和门外。五辂、及驯象、仗马、黄盖、云盘、均于午门外。”驯象即仪象，清廷朝仪用仪象借以宣扬君威、粉饰太平气象。

　　既然大象在仪仗队伍中有这样显要的地位，担负着朝廷仪仗的庄严职责，这些大象享有的待遇也是非常高的，不仅是普通大象所不及的，而且还超过多数的朝廷命官。统治者将这些经过驯养通人性的大象视为比大熊猫还珍贵的国宝，让其享受国家俸禄，有的大象历经数朝，还得到大将军一级的一品爵禄，让那些朝廷命官羡慕嫉妒恨。不光是朝廷珍爱大象这种瑞兽，普通老百姓也将大象视为吉祥物，在朝廷举行的世俗表演中，一睹大象真容。

　　比如明清时期农历的六月六都是法定“洗象日”，明万历年间六月洗象民俗形成，清朝也沿袭六月六洗象的风俗，如珍宝一般的仪象百姓平时是看不到的，在这天百姓便可一睹这一太平瑞兽的风采，为京城增添了一幅欢快的节日场景。

　　清朝这些从事朝仪工作的大象，多数都是外籍户口，因为本土进贡的象只、在体高与技能方面都不及外邦大象，东南亚地区的越南、暹罗、缅甸和南掌成为向清廷进献驯象的主要国家，这些外籍的大象都是经过千辛万苦才来到新家的，一路翻山越岭，涉川过河，途中还安排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进京，就算这样，途中也有大象死亡，负责伴送的官员也要受到降级的处罚。

　　随着清朝藩国进贡大象的增多，象房都无法容纳了，同时大象食物需求量的增多，也增加了清王朝的财政经济负担。这些大象食量惊人，一天的食料配量是官仓老米 3 斗、稻草 160 斤，小象则减半。为了节省开支，清廷不得不一度令东南亚属国停止进贡大象。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承担礼仪功能的大象也有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天。光绪甲申(1884)春，一头仪象突然发疯，将玉辂抛掷空中摔碎，从西长安门逃逸后，一路伤人，竟将一阉人抛到了皇城墙上。这可把西城区居民吓坏了，都不敢出门了，一直到晚上才将疯象捕获。从此之后，朝班再无仪象的身影，残存的大象也逐渐老死，礼仪制度中大象的角色也废弃了。

　　大象，这种在我国上古时期就驯养用来耕田的“瑞兽”，曾经遍布于黄河流域及中国很多地区，由于气候的变化，如今却只能偏安于云南西部和西南部。而整个亚洲，野生象群的数量也仅存5万头左右。非洲象的数量是亚洲象的10倍，有50万头左右。看起来不少，但与2个世纪前比起来这个数量极为凄凉。

　　据统计，公元1800 年，也就是清朝中后期，仅仅非洲地区，大象的总数就有2600 万头，亚洲象大约为1000 万头，仅仅过了两个世纪大象的命运就遭如此变故，令人唏嘘悲叹。由于盗猎和象牙贸易，以及人类的活动导致大象栖息地大量被破坏，大象的活动范围在逐渐缩小，艰难生存。

　　从中国汉代开始使用仪象，再到清光绪1884年仪象制度的废弃，作为宫廷朝仪仪仗排头兵的仪象曾经风光一时，给封建王朝带来荣耀和太平气象，同时见证了历朝历代的兴亡。几千年来大象就是人类的朋友，而如今大象这一瑞兽面临着种群危机，人类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这一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同时大象也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人类文明，我们的文明因大象而精彩，单从这一角度，我们就应该保护好这一人类文明的目击者，而不是博物馆里死气沉沉的大象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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