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对于武则天的欲望和野心，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实际当皇帝也只有十五年，但对唐朝和整个中华历史的影响都非常大，争论从未停息过。

　　从高宗后期开始到完全掌控天下的武周时代，武则天从一个身处后宫的女人，在皇帝李治的支持下，终于一步步走到台前。固然有唐朝风气较为开放的一面，李治排除万难希望武氏辅佐他继续实现李世民的希望，也从制度、人事等方面放手让武后实现了决断事务的可行性，这是高宗时期朝堂与后宫之间的背景因素。

　　武氏善于用人堪称唐朝数一数二，不但善用手段狠辣的酷吏来俊臣、索元礼、周匝或李义府、薛怀义等反面人物;更善用能干的大臣，用科举明经科选出狄仁杰、张说等人，后来还发掘魏元忠、张柬之、崔玄暐、姚崇、宋璟、张九龄等，影响全是显赫一时的名臣。

　　武则天个人喜好文学人士没有疑义，选用的人实际都有行政才干，像许敬宗、张说、上官婉儿、裴炎可以说才华很突出，另外像骆宾王、杨炯、陈子昂这样的纯文人，武则天都希望能够纳入“人才库”，在行政军务方面他们都有实际见解。像杨炯投靠武则天以后基本丧失文学才干，就在地方为官，颇有向酷吏学习的不好名声，但也足以说明杨炯具有实际行政能力。 连最后宠信的张易之，其实都是才学不一般的人。

　　陈子昂是一个出道和身死都在武则天时期的典型，过去很少人注意他的立场。他是光宅元年(684)科举进士出身，以论述文章受武则天欣赏。对有知遇之恩的武后，他从内心完全支持，大赞武后“非常之主”，完全不同情徐敬业、骆宾王、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拥戴李唐一伙，还为武后献上计策，极力称道武后享有各种符命，“天之降命，敢不对扬?而孤负圣恩，万一无补，死罪死罪。”(见《上军国利害事》，收录于《全唐文》)。

　　唐朝前期进士并不像后来宋朝的待遇，就算中了进士也不一定能有好的前途。陈子昂虽然受武则天欣赏，也只不过做了右拾遗(当时属于八品小官)，提建议也没多少被采纳。在武周开始阶段，为了控制局面，流行风闻奏事，陈子昂对一些大臣谄媚风气很不满，对武则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并没有批评武氏采取这一策略，只针对那些酷吏，并规劝皇帝远离小人。同时对刑法严酷进行了批评，“刑措之道，政在任贤“(见《明必得贤科》)“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贤，政所以理。”(见《重任贤科》)像王夫之后来就评价，虽然陈子昂因文才而入选，但陈子昂不单是一个文士，也是有一定综合能力的人才。

　　像陈子昂曾随武攸宜(武后的族侄，封建安郡王)出征契丹，正是万岁通天时期，他的建议不受采用，导致牺牲许多唐军将士(史书记达30万众可能有夸张，但也意味当时府兵制衰败，所以玄宗后唐军改募兵制)，陈子昂非常悲痛感慨，在幽州写下千古流传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篇。陈子昂因为过于耿直，关怀百姓疾苦不断直抒己见，内容涉及民生、军事和经济，最后武三思反而让蜀中官员罗织罪名将其关押起来，迫害而死。

　　陈子昂完全代表了当时大量中下级官员，几乎都是武氏所发掘，并没有多少还真正眷顾李唐，或者并不以此为泾渭分明的忠或不忠。唐朝能够在武则天改变李唐天下以后继续维系兴盛，自然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和朝廷都能包容的独到之处。

　　一方面是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唐朝儒释道三家并重，甚至外来文化都兼容并蓄，加上女性地位问题，所以，当时反对武则天的主要还是李唐内部，包括像长孙无忌这样特殊的名门功臣后裔。反过来，大多数真正臣子，即便有一些私下非议，但并不觉得武后主事属于一种危及社稷的原则性问题。

　　一方面唐朝前期朝廷事务与皇家事务已经基本分离，这在隋唐历史转型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从隋朝才开始初步改变之前习气，但还没有完成转型，唐高宗、武后才进一步调整科举，举行制举，以多种方式选拔人才，并亲自殿试。同时调整三省制，分化职权，这样就真正实现皇室与朝廷的分离。

　　都知道，武则天个人才干非常突出，然后充分利用时代环境，造就了她能够施展抱负的途径和媒介。武则天之所以能够发掘和利用人才的长处，不是身处高位就一定做得到，历史上才智昏庸的帝后简直不计其数。这需要建立在自身对各种文化和能力都兼容并蓄，身为帝后一体的武氏原本也代表唐朝开放的一个侧面。

　　影视剧中老年武则天形象

　　好比武则天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看起来她以弥勒佛转世为噱头，更倾向佛教，如她在洛阳礼敬康法藏(俗家姓康，不是华人，而是西北塞外康国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境内)大师，创立中华华严宗，《华严经-金狮子章》为康法藏大师与武则天交流的精彩哲学论述。康法藏最后圆寂于洛阳龙门，以非常高的待遇享受厚葬，不亚于当初对玄奘大师的尊崇。

　　同时，武则天对禅宗传承也很重视，六祖惠能手中的木棉袈裟法衣回到武则天手中，在宫中供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禅宗传承，武则天亲自选择传人，把北宗神秀大师和南宗惠能以及众多高僧十来个请到洛阳考评，最后秘密交给智诜(读深)大师，带回蜀中德纯寺(今四川资中宁国寺)保存。

　　另外，武则天对道家司马承祯、张果等高人也非常崇敬。司马承祯在高宗时拜师嵩山潘师正，后隐居终南山，再隐居天台山。与陈子昂、卢藏用(正是卢藏用与司马承祯的对话道出“终南捷径”这一成语)、贺知章、王维、李白等都有交往。

　　起初司马承祯没有应招。但武氏以雷霆手段取代李唐，以弥勒转世等传言抬升释家地位。司马承祯担心过于得罪武氏会对道家不利，最终来到洛阳奉诏。天下道士多了去，司马承祯被武则天欣赏，主要是他才华出众，琴棋书画皆有水准，书法隶和篆尤其厉害，还自创金剪刀体。他结交的也都是当时文士名流，也足以印证他学识非凡。

　　圣历二年(699)，武则天在皇宫执师礼待之，亲降手敕对司马承祯大加赞美。在洛阳住了一段期间，司马承祯把握时期以温和方式向武则天提点释道两家合流共济，再三向武则天阐明陶弘景的“佛道双修”学说，初步阐述了“儒、释、道本为一家，殊途同归”的意见，得到武则天认可。

　　在洛阳期间，司马承祯也广交朝廷官员，为道教兴盛打好上层关系，其中包括武后的儿子睿宗李旦。但司马承祯并没有打算长久下去，再让武氏心生忌讳，没多久即上表请求离京还山，武则天委托麟台监李峤为其饯行。

　　假如客观一些看，武则天是有一套灵活的用人策略，哪怕中间经历武周时代转变，中原并没有太大动荡，这本身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人事安排，如果不是武则天选出了大量实际有才干的股肱之臣，单纯是武氏子弟和大量趋炎附势的小人，只怕李唐就此瓦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武则天个人倾向欣赏文学才干和行政能力兼备的人才，文臣比较多，武将却相对匮乏，虽然像魏元忠文武双全，总体境遇无法和太宗、高宗时代相比。军事上，武氏还是比较喜欢用自家子弟为主，魏元忠与武三思的冲突持续到中宗李显复位以后。魏元忠属于偶尔被拉去应付徐敬业、吐蕃等乱局，像一个救火队员，可能根本上武后不大信任外人长期带兵。

　　另外裴行俭是高宗时老将苏定方提拔，也是文武双全。可惜高宗末年就病故才六十出头。苏定方收降的黑齿常之(百济人，今算韩国境内)，本来可以有更多作为，但武后时期被酷吏所害，还有王方翼是王皇后的兄弟，也是早流放而死。

　　其次，因为唐朝比较开放，武则天个人道德瑕疵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但她选拔的高级官员对局势走向却产生了重要影响。

　　像裴炎、狄仁杰等重要大臣，包括崔玄暐(本名崔毕，狄仁杰举荐，武氏加以重用为宰相)，这些人才对李唐最终倾向不能说顺理成章，但结果也属于人之常情。

　　以狄仁杰来说，本是科举明经科出仕。明经之意，就是对传统儒家忠孝节义都是十分精通晓达。他反而就是在武后得势以后为官，随着武后与李唐的矛盾尖锐化，狄仁杰的纠结一大表现就是越王李贞。狄仁杰是豫州刺史，恰恰李贞在豫州举兵，狄仁杰作为地方官员丝毫不支持朝廷行动。宰相张光辅回去以后奏报武后，将狄仁杰贬官。

　　狄仁杰对张光辅等人带兵滋扰勒索百姓十分不满，武后欣赏他心胸坦荡，爱惜百姓，足见武氏对真正人才的渴求收服心理。

　　称帝以后，将狄仁杰升为宰相，立刻被举报有不轨，主要还是狄仁杰倾向李唐流露一些痕迹，很多人以此表示打击。奏报听得多了，武后心里还是不爽，把狄仁杰交给来俊臣处置。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入宫鸣冤。武氏亲自过问，免去狄仁杰死罪，另外贬官解决。武承嗣等多次建议处死狄仁杰，武氏仍然存着惜才收服的心理，一直没有同意。

　　神功元年(697)狄仁杰再次为相，这期间东北、西北都有大变化。武则天为了巩固安西四镇大举调动士卒充实塞外，塞外从高宗到武后连番作战，确实民生艰难，狄仁杰出于爱护百姓而建议停止，甚至希望撤去辽东的安东都护府，再立高氏为高句丽君主。这就体现狄仁杰的儒家观念，他的塞外方案以养民息争为主旨，与武则天继承太宗以来的王霸色彩的君主眼光完全不同，所以武氏并没有采纳。

　　狄仁杰在宰相位上就是爱民养民，尽力挽回损失，弘扬儒家宽厚仁德、轻徭薄赋的种种特色，所以狄仁杰历来在民间口碑相当好。包括劝谏武氏不要过于迷信佛教，《资治通鉴》记武氏到三阳宫参拜舍利，狄仁杰进言：“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非万乘所宜临也。"武氏中途折返，对左右说：“我是为了成全狄公的直臣之气。”

　　另外狄仁杰也爱惜人才，这方面迎合武氏渴望多多收纳人才相辅相成，其中包括后来完成恢复李唐的张柬之，包括令武氏十分诧异的崔玄暐。神龙元年(705)，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秘密举兵，杀了张氏兄弟，拥戴李显复位，将武后迁往上阳宫，崔玄暐来探视，武后十分意外崔玄暐会参与其中：“诸臣进皆因人，而玄暐我所擢也，何至是?”对曰：“此正所以报陛下也。”(见《新唐书·崔玄暐传》)

　　关于张柬之的典故，就是武则天希望在狄仁杰再推荐一个得力的宰相，狄仁杰举荐了张柬之，但武氏只是稍微提升了张柬之的官位，过了一段时间，武氏又提宰相的事，狄仁杰又拿张柬之说事，一直到武氏任命为相，终于了结狄仁杰的心愿。武氏似乎起初是知道张柬之对李唐的态度十分明显，所以一直不肯重用。最后碍于狄仁杰的情面才拜相，也等于默认将来还是同意把社稷交回给儿子。

　　再次，很久以来，有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武则天能力如此出众，也提拔那么多能干的人才，为什么千辛万苦创立武周，还是不能避免李唐复位?

　　个人觉得这要从两方面看，其一是她本为李治的皇后，她前无古人的登上女皇尊位，结果导致一个矛盾：从传统家庭和礼法习俗，皇帝传位只能传子嗣。武氏的尴尬在于她的身份是女人，从婚姻习俗而言，她的子嗣姓李。但武周皇位按说应当以自家本姓为尊，理论上皇位继承者确实该姓武，尽管很懂明哲保身的李旦在武氏登位后已经请求赐姓为武，但天下皆知，李旦还是李旦，没几个人会当他是武家子弟。

　　其二，武家子弟在李唐时的身份属外戚，过于染指行政军事本就会受到传统非议。何况武周以来，武氏家族对李氏充满排挤和敌视。整个武周时期，武氏子弟、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李唐宗室勉强可分成三大阵营，前两方还曾联合针对第三方，然后互相之间也关系微妙，这就是武周后期最大的隐秘。

　　影视剧中老年武则天与张易之

　　当武则天年过八旬，张家兄弟基本主事，狄仁杰死后，像张柬之、崔玄暐等后继宰相基本见不到女皇的面，感觉宫中危机重重。这时候，大臣们担心张家兄弟意图不轨，加上张柬之、崔玄暐算是人品端正，以传统礼法论，人心还是向往李唐，这就以清除张家兄弟为目标出现神龙之变。

　　李唐复位，其实是一次偶然意外，但又像一个必然结果。她的武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悖论和矛盾的结局，似乎注定不能够延续下去。

　　为什么原本很支持武后的重要大臣裴炎在酝酿登位前夕会忽然转变了态度?

　　《旧唐书》记武承嗣请立武氏七庙及追王父祖，裴炎反对，“进谏曰：‘皇太后天下之母，圣德临朝，当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独不见吕氏之败乎?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后曰：‘吕氏之王，权在生人;今者追尊，事归前代。存殁殊迹，岂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难图，渐不可长。殷鉴未远，当绝其源。’太后不悦而止。”裴炎鉴于武氏子弟野心勃发，但毫无才干，试图彻底扭转传承，李氏家族将面临灭顶之灾，裴炎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

　　影视剧中的裴炎形象

　　扬州起兵不久，裴炎进言认为徐敬业、骆宾王之事就源于武则天试图以武氏家族取代李氏家族，建议归还李显主事，天下将再无借口滋事。又一次触犯武则天忌讳，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史书记：“炎奏曰：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猾竖有词。若太后返政，则此贼不讨而解矣……光宅元年十月，斩炎于都亭驿之前街。”

　　另一武氏很倚重的刘祎之也和裴炎差不多，《旧唐书刘祎之传》：祎之尝窃谓凤阁舍人贾大隐曰：“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其言。则天不悦，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岂复顾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

　　如果观察比较，很多史书把狄仁杰营造为完全忠心李唐的忠臣可能不符合历史。

　　狄仁杰直到老死，从没有如裴炎、刘祎之那样说过明白无疑为李唐表忠心的“归政”一类话。他做到的就是确保李显仍是太子，没有让武则天真正传位给武家子弟。但狄仁杰的举动反映的也是武周无法获得更大范围认同的一个背景，武氏家族基本都不得人心。

　　假如再分析为何武家不得人心，单单认为武三思、武承嗣、武攸宜等人品差劲只是次要的个人特例，根本原因是牵扯武家整体的，主要应该是：

　　一、武后试图取代李唐之时就已经触犯当时传统儒家观念，即使抛开男女有别这点界限，最本质的一点是李唐君主并无重大过失，贞观、永徽以来都是太平盛世，并不是老百姓苦不堪言，民怨沸腾的末世，这时候武氏取代李唐是很难被朝野上下接受的，这是最根本的一条，所以，徐敬业、骆宾王这些外臣，裴炎这样本来忠心武后的重臣都敢于反对，他们就是保李唐社稷。

　　二、武周之后再要把皇位过度到武家，就更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一次引起反弹，狄仁杰这样的大臣也心有腹诽了，但需要顾全武则天的形象，同时也看出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宜等野心勃勃，而且都是没什么才能的家伙，让他们得逞只会毁掉来之不易的局面。

　　所以，武周最后再次回归李唐，推动者大多是有才干的正直大臣，他们基本都是武则天亲自认可，甚至是一手提拔的，所谓有因有果，种瓜得瓜吧。今天来看，要说一些人的命运完全没有宿命感，似乎也不算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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