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最后一代的后周太祖郭威，原本是后汉的大将，后汉末帝刘承佑发动乾祐之变，铲除了杨邠、史弘肇等顾命大臣。而当时的郭威和杨邠是一伙的，虽然人在外，可家眷都在汴梁当人质。此次事件当中，郭威的儿子，以及柴荣的儿子全部被杀，郭威被逼无奈之下，起兵反抗刘承佑，最终推翻后汉，建立了后周，成为了后周开国皇帝。
郭威当了四年皇帝之后，撒手而去，虽然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也曾立志统一天下，但毕竟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让后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对郭威的养子柴荣来讲，继承而来的后周其实还是一个烂摊子，为此，周世宗柴荣在周太祖郭威的“益国利民”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安国利人”的主张，在政治、军事、经济、刑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只是可惜大业未成而中道崩殂。
政治方面
第一、求谏纳贤，广开言路。
柴荣即位以后，便接连下诏求谏，他恳切地要求臣僚们“苟或闻联躬之过失,睹时政之减否,无惜敷陈,以补寡昧苦口良药、忠言逆耳,裨益兹多,翅泞为切。”。
只要对政事有所补益，都可写表章送上，如要面谈，也可请求随时引见，以此达到下情上达。显德二年三月，又下诏鼓励群臣直谏，周世宗诚恳地说“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处身者，不能无过失。虽尧舜禹汤之上圣，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犹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药，何况后之人不逮哉联承先帝之灵，居至尊位，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至于刑政取舍之间，国家措置之事，岂能尽是”。
为了扭转“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的弊病，柴荣规定了官吏考核的标准“考陈力之轻重，较言事之减否，奉公切直者，当议甄升临事蓄缩者，须期抑退。”
同时，柴荣要求群臣献治国策，于是，他命翰林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余人，各撰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以进。
通过求谏和进谏的渠道，柴荣搜罗了大批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凡是“怀才抱器，出众超群”的，或者“养素于衡门，屈迹于末位”的人，都加以任用，给予官号和傣禄”。如文臣中有范质、王溥、魏仁浦、王朴等,武将中有曹英、向训、药元福、曹翰、曹彬等，虽然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了北宋的“功臣”。
特别是对出身于刀笔吏的枢密使魏仁浦，他不顾别人的反对，提升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并批评反对者说“自古用文武才略者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后来，北宋宰相张昭在对宋太祖赵匡胤言事时，称赞周世宗“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这样，为治理好国家造就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亲理政事，用人不疑。
柴荣大权独揽，但不刚腹自用，在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的基础上，任用李谷、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执掌朝政，使政权稳定。他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柴荣还整顿了科举制度，特开制科以搜罗人才，为了解决唐中叶以来藩镇跋息的严重问题，下令罢功臣、国戚为藩镇，使皇权加强。
第三、整顿机构，加强吏治。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整顿各级行政机构和地方里甲制度，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选。他认为节度使的幕僚宾佐和县令录事等官，都是直接管理民事的，应该“历试求人,委之共理”。
显德五年十二月，就两京五府少尹、司录、参军、前各置两员，今后只置一员六曹判司内，只置户曹、法曹各一员，其余曹官及诸州观察使、两蕃判官，并宜省废。并且，柴荣还裁减了宫中冗员，停办了各级政府不急的事务，不许地方官进贡甘鲜食物，宫中也摒弃珍宝珠玩。当宣徽院进呈御食物料之数时，他批道“朕之常膳，所用物料，今后减半，余人所食即须仍旧”，这表明柴荣确实留心政事，注意节俭。
他还经常检点自己的工作，说明自己“虽躬亲庶政，日里万机，亦恐无以胜任”，在周世宗柴荣的以身作则下,后周政治日趋清明。
军事方面
柴荣刚即位不久，对契丹和北汉联军的南侵，亲自率军征讨。他不但从容部署，临机果断，而且以身先士卒的奋战精神和才干，指挥后周全军取得“高平之战”的辉煌战绩，从此，稳定了后周政权。经过“高平之战”，充分暴露了五代骄将惰卒、军纪败坏的弊病。
第一、整顿军纪，严明赏罚。
他针对“唐天宝以来，上怀私恩而姑息，下挟私劳而骄横”的恶习，严惩了在“高平之战”中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人，重赏了英勇作战的向训、李重进、张永德、赵匡胤、史彦超等有功将士。从此，“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百年以来，飞扬跋启之习气为之渐息”。这样，后周全军上下纪律严明。
第二、整顿禁军、裁减病残。
五代以来，京城的宿卫将士老者居多，军队战斗力低下，“每遇大敌，不走即降”而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封建中央力量单薄，形成了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弊病。
柴荣提出了“凡兵务精不务多”的原则，一方面“诏募天下壮士，下令“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网下”，以充禁军。另一方面又大简骑、步诸军，精锐者升为上军，赢弱者裁去，武艺特别出众的选为“殿前诸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出现了“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局面。
当时，“百户农夫，未能赡一甲士”，裁汰老弱残兵，从而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诸道勇猛的兵士被选入禁军，使中央禁军有足够的武力来控制地方藩镇，使封建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强备边，建设水军。
契丹自后晋、后汉以来屡次侵犯河北地区，周世宗柴荣诏令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带兵疏浚位于深、冀两州之间、横亘数百里的胡卢河即衡漳水，以限制契丹兵之南下侵扰，并于李晏口筑城戍守。又命德州刺史张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募边人晓勇者，厚其凛给，按地形要害，屯列戍守。于是契丹兵不敢轻易南下，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有效地保卫了边民的生产和生活。
经济方面
第一、采取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柴荣下令招抚流民，凡从幽州、淮南时属南唐、西川时属后蜀、河东时属北汉等地流亡来的人民，各地方政府都要好好加以接纳，将当地荒闲无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柴荣这种做法使各地割据政权下的大量劳动力转入后周，促进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又下令减免租税，凡诸道州人民所欠的夏秋两税，以及按惯例应征收的两税以外的财物布帛等苛杂一齐放免。乡村中流亡逃散的人口也设法召唤回来，让他们定居务农，并罢去许多不合理的差役，免除掉不少的无名杂税，以减轻农民历来的科重负担，这一措施合乎当时人民的要求，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
第二、不信宗教，抑制寺院势力。
五代时，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和劳动力，这样封建政府掌握的劳动力就减少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另外，有许多托名僧尼的人，封建政府却不能要他们承担赋役。
当时，不仅逃避赋役的农民，而且军队中的逃兵，逃亡的奴脾，无业的游民，潜逃的罪犯，以及反封建的“山林之人”等，也有很多遁迹寺院。这样不但使封建国家失去大量纳税户，还影响了封建政权的稳定。
显德二年，柴荣颁布了对于佛教寺院和僧尼的处理办法，后周疆域境内所有的寺院，有皇帝颁发的寺额的保留，无者一律废止。假如一些州县内，有没有额度的寺院，就在须废止的寺院中选规模最大的，给僧尼各留一所。所有已废寺院的殿堂屋宇，由政府封锁收管，钱财、衣钵、粮食、牲畜等就交付原主。今后不论城市乡村或山林名胜古迹之处，都不许建立寺院，王公节度等官僚贵族，也不许奏请建造寺院和置坛度人。至于僧尼中愿意还俗的，一概听任还俗，有文武才干愿意出仕的，或者强壮晓勇愿意参军，州县官吏就要呈报并发，送至京师，以便量才录用。
周世宗柴荣的这次抑佛运动，对于巩固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一方面，可使对封建政府进行不利活动的人不能再隐蔽于寺院中。另一方面，又可将寺院中有文武才干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但更重要的是国家由此控制更多的劳动人手，增加了更多的纳税户。
经过这次运动，还俗的僧尼数目虽然未知，但所废寺院就有三万多所，如果每所寺院以五到十人计算，还俗僧尼就约有二十万左右，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的，这样一来，国家至少可增加十万劳动力。不仅如此，柴荣还严格限制了人民剃度出家，这就保证了封建政府对劳动人手的控制。
我们知道，封建领主的权力，不是依存于他的地租折的大小，而是依存于他的臣属人数，后者又依存于自耕农民的人数。通过这次抑佛运动，国家控制下的劳动人手增加，同时相应的纳税户也增加，因而中央的皇权也大大提高。
另外，在抑制寺院势力后，钱币缺乏问题也部分得到了解决。周世宗柴荣下令，将民间的佛像、铜器一起收集上来，政府付钱，然后将这些佛像、铜器销熔铸钱。这样就初步解决了当时钱币缺乏的严重问题，便利了商品交换与经济交流，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掌握了钱币制造事业，加强了政府的财政力量，因而皇权也得到了加强，巩固了政府的统治，这为周世宗柴荣以后进行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法制方面
柴荣其实也非常重视国家的法制建设，后周初年，沿用前朝旧的法律，律令往往因文词简单而意义难明。而且条目繁多，容易使人发生疑误，而且刑罚残酷，部分官员就利用法律的这个缺点进行徇私舞弊。
为了使“民不陷刑,吏知所守”周世宗柴荣命官员对“五代”刑法进行删减、注释、评议，从新制定《刑统》二十一卷，显德五年七月，正式颁布大周《刑统》。
作为全国遵守的统一法律，这就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将近百年天下无法可循的局面，也相对制止了“五代”以来武将态意妄为的现象，后来，《大周刑统》成为宋朝刑典的的蓝本，是宋太祖赵匡胤时期法律制定的基础。
水利方面
对于水利方面，周世宗柴荣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堵塞黄河的决口，柴荣治理黄河的工作对于恢复生产，安定农民生活是很有利的。
其次，是疏通河渠，显德四年，柴荣命令疏通汁河，北入五丈河。以通山东的水运，从此，齐鲁的船只皆可直达京城。显德五年，又引黄河水达于淮河，从而让江淮船只能通达开封。由于疏通河渠，山东和江淮的粮食货物，都由水路集中到京城开封。这样不但使开封更加繁荣起来，同时也加强了中央的财政力量，使它能够通过潜运来转运各地货物，以巩固封建统治。
因此，宋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时，大臣李怀忠上书道：东京开封有注渠即汁河之嘈，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指洛阳将安取之可见，疏通潜渠以利潜运，与封建统治有密切关系。
统一方面
柴荣在进行统一大业中，首先收回西北秦、凤等四州之地，收复了这四州后，该地区人民除应交夏秋两税外，其余后蜀所立的“科率名目，及非理摇役,一切停罢”，这一措施是顺应民心的。
接着，周世宗柴荣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南唐，他三次亲征淮南，完全占领了淮南东部地区，而其他将领率领的西路军，攻取了光州等地，同时李重进的部队又正向庐州推进，所以南唐国土中的江南地区，只有庐、舒、靳、黄四州没有被后周攻占。
最后，南唐求和，两国达成协议，光、寿、庐、扬、泰等十四州，共六十县，居民一十二万六千五百多户，都归后周，后周与南唐划江为界。柴荣将这十四州的苛捐杂税全部免除，深得民心。
在显德五年，还分遣使者到庐、寿等州贩济灾民，这些措施对安抚新归附的人民，巩固新占领地的统治有促进作用。柴荣还分别联络吴越(今浙江和江苏南部、福建北部)钱氏和荆南(今湖北南部)高氏出兵威胁南唐的东西两面，在战略上牵制南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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