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探寻历史上真实的王莽。

　　王莽篡位后的十五年里，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改革，以及为了应对由此导致的乱局而疲于奔命。

　　王莽改制的内容，与他所处的时代全然不相符，反而依稀有些近现代概念的影子。因此，他也被冠以了“穿越者”的雅号。但这只是个戏称，实际上，王莽是个彻头彻尾的复古者。作为儒生治国的一次全面尝试，他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要搞清楚王莽改制为啥失败，我们得先弄清楚他为何能够上位。

　　外戚王莽能够篡位，靠的却并不是外戚，而是天下儒生的支持，这跟西汉后期的衰落有关。

　　从巅峰走向滑坡，西汉的衰败来的如此之快。在“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达到了综合国力的最巅峰;而他的儿子汉元帝即位后，为人柔懦、不懂权谋，逐渐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西汉开始走向衰落。

　　对于西汉末年的朝野状态，史书中用了两个描述。

　　在统治阶层，“各从其欲，欲所无穷”，极度的腐败，日复一日的互相倾轧，极大影响了政权的有序运转;

　　在经济、民生层面，“国家空虚，度用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土地兼并日益严峻，大量资源向权贵、豪族手里集中，朝廷税收锐减，失去土地的百姓流离失所。

　　根据当初董仲舒提出的理念，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即圣君治国;而西汉末年统治者的无能，已经让当时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心生不满，涌现出了一股“厌汉”的情绪。

　　另一方面，秦汉以来，“五德循环”的逻辑颇有市场。比如早在汉昭帝时期，就有一个名为眭孟的文人上书声称：“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成顺天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下场可想而知：以妖言伏诛;

　　甚至到了汉宣帝时期，仍有一位“盖宽饶”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下场也差不多;

　　而到了颓势尽显的汉成帝时期，这种言论出现得更加频繁，谷永曾上言：“黄浊冒京师，王道微绝之应也。”不久后，方士甘忠可提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

　　而到了汉哀帝在位期间，甘忠可的弟子贺良前仆后继的上言：“汉运已经中衰，应当重新接受天命”。

　　这种舆论流传的太广，以至于汉哀帝本人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动摇，比如他曾半开玩笑的对自己的男宠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

　　而王莽之所以能够崛起，外戚身份只是个敲门砖，真正的法宝，则是顺应当时天下文人阶层的“厌汉”思潮、刻意把自己打造成儒家理想中的“圣君”形象。

　　比如在王氏子弟纷纷极尽骄奢时，王莽却“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而且还“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简直是外戚界的一股清流;

　　伯父王凤生病后，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与儒家理念中“孝”的标准完全吻合;

　　他担任侍中之后，不像其他外戚那样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也不大肆敛财，穷奢极欲，而是一边仗义疏财、赈济他人，一边大力举荐民间贤士，“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

　　王莽还严格要求家人，他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外形上跟一般人家的奴婢没什么两样;而他的几个儿子中，王宇、王获、王临，都因为触犯了法令被王莽勒令自杀。

　　因此，在王莽被汉哀帝遣送回封地后，曾经出现了100多次“吏民”为他上书喊冤的情况;甚至到朝廷里参与考试的士子，也在试卷里对王莽的功德大加歌颂。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汉哀帝不得不把他召回。

　　王莽回京后不久，汉哀帝去世，王莽的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成了话事人，在朝臣几乎全票推举下，王莽官复大司马一职。在扶持年幼的汉平帝上位后，王莽按照更加迅猛的节奏收买人心。

　　比如大肆分封功臣、宗室，先后有两百多人因此得到了好处;

　　团结老干部，给予退休官员终生领取原俸禄1/3的待遇;照顾鳏寡孤独，遇上灾荒年，他带头捐出自己的土地、钱财赈济穷人，甚至还专门在长安城给贫苦百姓修建了免费住房;

　　优待老人妇女，承诺不让这些弱势群体遭受政治上的株连;

　　他扩充太学，扩大招生规模，给太学生们修建了上万间条件优越的宿舍;在郡、县、乡都设置学校，全方位、无死角推行儒家教育;

　　......

　　王莽的付出，自然收到了回报。比如，在他拒绝接受朝廷赏赐的田宅时，共计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对朝廷施加压力。王莽最终登上帝位，几乎是水到渠成、被儒生们推上去的。

　　其后，王莽立即动手，按照他的设想对社会进行改革。他的改制基调，在首个诏书中就已经体现得明明白白：

　　古者......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即：秦代以来礼崩乐坏，这正是民间困苦的根源所在，因此，自己要以封建皇权的力量，在天下推行儒家所推崇的三代古制。

　　具体来说，有这几方面：

　　第一，土地国有，不得买卖，推行传说中的井田制;地主手中多余的地必须上交;

　　第二，奴婢不得买卖;

　　第三，除了原有的盐、铁专卖外，酒也实行国家专卖制;

　　第四，由国家出面贷款，利息极低，取代民间资本;

　　第五，施行平价贸易，即政府出面收购，维持物价稳定，防止商人囤货居奇;

　　第六，降低爵位，比如匈奴、高句丽等附属国的首领，都要去掉“王”的称呼，降低为“侯”。

　　其他还有改革币制、征收土地荒弃税、改革政府架构等等一系列措施。

　　由上可见，王莽改制的初衷，是希望以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实现自己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以彻底解决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统治者奢靡无度、土地兼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困苦的危机。实际上，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礼治。

　　客观而言，他的上述举措，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痼疾。但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要从掌控社会命脉的地主阶级手中攫取利益，那无疑虎口夺食。

　　而为了推行这些政策，王莽的新朝采用了法家的严刑峻法，无数诸侯、公卿、平民遭受重罚，反而加剧了阶级的矛盾、社会的动荡。

　　而且，在遇到挫折后，王莽很容易朝令夕改，导致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对于朝廷的想法、制度无所适从，各阶层逐渐怨声载道。

　　此外，由于把藩国的“王”降格为“侯”，王莽激起了匈奴等部落的拒绝。面对这种情况，他无视当时的困难，轻易的付诸武力，把数十万百姓拖进持续不断的边境战火中。

　　最终，王莽雄心勃勃的改制，迎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

　　在官员阶层，“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儒家理想中的礼治，不但没有改变原有的贪腐风气，反而促使其愈演愈烈;

　　民间老百姓则“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面对繁琐的法令，老百姓无所适从，拼尽全力获得的回报，连税收都应付不了;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也会因为邻居私自铸钱而惨遭连坐。

　　最终，老百姓只有“悉起为盗贼”这一条路可走，绿林、赤眉军，原本仅仅是求食的流民而已，却被硬生生逼成了席卷全国的起义军。

　　戏剧性的是，在见识了王莽的改制后，原本“厌汉”的天下，又逐渐回归了“人心思汉”，这就是当时的各股起义军中，纷纷拥立刘氏后代为主的原因所在。最终，出身地主阶层、却已经儒化的刘秀，由于思路清晰、政策得当、能力突出，成功聚拢了人心、民心，成了笑到最后的那一位。

　　王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帝王。以我们如今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封建时代的统治，本质上是把社会资源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分配界线上，既要保证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得满足老百姓的生存需求。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示之以宽柔，更要以务实的法令、制度、权谋加以约束，其难度之大，不是儒家提倡的古制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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