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然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为何却昙花一现、迅速败亡呢?
李自成的故事非常励志，至少在当皇帝之前是如此。据说他的偶像，是汉高祖刘邦。不过他的出身，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为相似。明朝天启年间，北方地区天灾频仍。为了混口饭吃，老家在陕西的李自成只好到庙里做和尚，平日里给地主放牛。后来，他去西北当了一名驿卒，尽管公职在身，依然是吃不饱穿不暖，日子比过去好不到哪儿去。
崇祯帝上台的时候，明王朝经过历代昏君的折腾，早已积重难返。官僚腐败，党争激烈，东北的后金对关内虎视眈眈，还不幸遇上了气候小冰期，粮食歉收，饥民遍野。此时的北方地区犹如一个火药桶，只要一粒火星，就能引爆整个社会。而此时，明朝政府决定裁剪公务员队伍，李自成也在被裁撤的名单里。他失业后回到老家，因为还不起债被豪绅严刑拷打，一怒之下，李自成杀了债主，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前往甘肃投奔军营。
1629年，后金入侵北方，李自成随军赶赴北京，谁料上级军官竟然克扣军饷，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自成带领手下杀死长官和县令，最终加入起义大军。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李自成率部势如破竹，农民军数年内犹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而他们的对手明朝军队，则显得低不堪一击。
一方面，广大明朝士兵也和曾经的李自成一样，饱受上级贪腐之苦，他们拿不到军饷，所以对镇压起义并不积极，甚至还有不少人临阵倒戈。另一方面，明政府认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是东北的满洲，至于西北的农民军，仅仅视为一群流寇而已。李自成每到一处，就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和历代农民领袖一样，他以“均田免赋”为口号，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当然，李自成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636年，他的部队被明军围剿，最后只剩下17人。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和部下躲进陕西南部的深山老林，一度从人间蒸发。后来，围剿农民军的明朝部队被调往东北，李自成再度崛起。这一次，明政府再也没机会了，此时的他们腹背受敌，北方的后金军随时随地准备入侵，西北的李自成正率领数万农民军卷土重来，而在南方，曾和李自成并肩作战的张献忠降明复叛，给明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就这样，农民军一路摧枯拉朽，最后直捣京畿，建立了大顺政权。崇祯帝上吊自杀，北京的明朝政权宣告灭亡。到此为止，李自成离自己的偶像——汉高祖刘邦，只有一步之遥了。
1644年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占北京，他在京城的表现，是否真如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头扎进温柔乡里，从此骄奢淫逸乐不思蜀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占领北京后，李自成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重建社会秩序，使民众对新政权产生信任。宰相牛金星反复告诫，必须严格约束手下的士兵，禁止他们为非作歹。于是，大顺军一进城，即命人发布告示，告示上这样写道：“天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这一举措收获了良好的效果，第二天，北京市民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市肆商铺照旧营业，所有士兵只负责把守城墙城门，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城。有人亲眼目睹，农民军把个别抢劫的士兵处死，将他们的手足钉在栅栏上，以此来威慑全体官兵。除了安抚人心，另一件当务之急，就是接管明政府的官僚机构。这也是令农民军头疼的问题，面对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个年轻的政权该如何应对呢?李自成采取了强制的办法。
他下令，前朝的文武官员，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前来报道，凡是不来的，一经发现，杀无赦，就连藏匿的人家也以死罪论处。这让尚存侥幸心理的前朝官员不敢再玩躲猫猫，大伙争先恐后前来登记，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不少人费尽心机，想到了一切可以拍马屁的法子。与此同时，李自成还下令开科取士，从全国各地广纳贤才，最后总共录取了50位举人，20名秀才。
但新政权还有一件大事有待解决，大顺军仅仅占领了北方地区，要想稳住阵脚，必须给军队筹饷，但是军饷从哪儿来呢?他们想到了一个最直接的办法，问京城的达官贵人要。在苦出身的农民军眼里，京城的官员们统统贪腐成性，正所谓“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这给他们向官员索要军饷提供了合法的理由，为此，大顺政府专门成立了追赃机构，命各级官员如期上缴财产以供军需。凡抗拒者，一律大刑伺候，他们甚至特地赶制了5000副刑具。
此举在京城官场引发了地震，有十分之三的官员惨遭刑罚，不少人受到了残酷的虐待。更多的官员则被军队关押起来，只等家属拿钱来赎人。大顺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为自己筹得了7000万两白银。最后在李自成的干预下，派饷活动被迫中止。那么，入主紫禁城后的李自成，有没有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呢?
事实上，他终日身着戎装，来往只骑战马，还两次召见了北京百姓，询问军队有没有干扰他们的生活。凡是接触过李自成的人，都被他的平易近人所打动。无论如何，李自成都该是下一位圣贤明君。然而，沉溺在胜利喜悦中的大顺政权，却忽略了一位最可怕的敌人，处在关外的清军。
自1636年建国以来，清朝皇帝就把征服华夏作为终极目标。李自成攻占北京，对他们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旧政权分崩离析，新政权立足未稳，此时若趁虚而入，天下唾手可得。但是他们面前的还有一道屏障，那就是山海关。而且，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已经向李自成投降，这就意味着，他们将面临大顺军与明军旧部的双重阻击。
然而，此时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一件事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大顺军抓了，索要军饷20万。另一件事是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抢走。吴三桂闻讯后彻底不干了，于是转而投靠了清军。很显然，无论是吴襄被抓还是陈圆圆被抢，都不是李自成的主意。他不会傻到想要招揽一位将领的同时，还要夺走他的家人。得知吴三桂回撤的消息后，他还派人给吴三桂写信，希望取得对方的谅解。与此同时，他决定御驾亲征，万一吴三桂不听劝，就率领军队攻下山海关。
李自成对战胜吴三桂有十足的把握，客观而言，吴三桂的确不是李自成的对手，但大顺军忘记了一点，他的背后还有清军。四月十九日，大顺军从三面包围了山海关，吴三桂拒不投降，双方展开激战，就在李自成认为胜利在望时，一群留着辫子的“鞑子兵”向大顺军呼啸而来，李自成的噩梦开始了。这场战役，李自成损兵折将，一路溃逃。而失败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更为严重，北京的官员和百姓，在听闻大顺军惨败之后，纷纷向江南逃难，京师一时间人心不稳，大伙纷纷猜测，清兵就要打过来了。
如果李自成败退之后，能够据守北京城，那么他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毕竟，北京在历史上有过成功抵御外敌入侵的经验。再说，清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20万人，而大顺军队号称有一百万。奇怪的是，李自成回到北京，既没有打算绝地反击，也没有制定防守计划，而是在草草举行登基大典之后，下令全军撤退。
这一举动，令曾经对他翘首以盼的北京百姓大失所望。而大败之后的这场登基仪式，更是耐人寻味。按理说，李自成此时称帝，应有稳定军心，提振士气之义。然而，姗姗来迟的称帝与其说是向军民表达决心，不如说有一种过把瘾就死的味道。离开北京后，大顺军一路向西撤退，此时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陕西，那也是众多大顺将领的老家。就这样，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土地，就这样拱手相让。
然而，清军并没有放弃追击，各地的明军旧部也趁乱对大顺军展开突袭。1645年，大顺军与清军在潼关鏖战13天，大顺军惨败。李自成率部南逃，但清军不会再犯当年明朝犯过的错误，在敌人的紧追不舍之下，李自成最终逃入湖北九宫山，并在那里被当地村民截杀。此时距离他在北京称帝，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历史曾经给予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大顺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黄河流域全部疆土，但是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昙花一现的政权之一，其成功之迅速在历代农民起义中屈指可数，然而其瓦解之迅速，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之最。那么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究竟失败在哪里?它真的像后世历史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入住紫禁城之后就因阶级局限性而迅速腐化了吗?
其实摆在进京后的李自成面前的关键任务是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实现一匡天下的目的。这一任务实际上取决于两点：一是他应当认识到辽东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是同大顺政权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是新生的大顺政权存亡的关键。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大顺政权必须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由打击官绅地主改为保护他们的利益。然而关乎争取全国胜利的这两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都没有做到。
自明中期以后，缙绅势力已经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直接关系到大顺政权在管辖区内的稳定和遏制并随后解决辽东的民族对抗。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情形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占领北京以后，大顺政权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太监的全部家产，对朝廷官员和各地投降的基层官绅追赃助饷，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
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财政政策上做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各地文献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绅追赃助饷。
如甲申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
这些都说明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鼎盛时期没有制定赋税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赃助饷的阶段，显然这不是一个志在夺取全国统一胜利的政权所应进行的路线。虽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穷苦兄弟，没有放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本宗旨。但显然出于十字路口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跟不上形势，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要知道官绅地主的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所及的。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总之，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未能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即使调整政策，在接管区内大搞追赃助饷，把业已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敌对地位，在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以及与满清势力的角逐中，没有争取到管理广大乡村的汉族官僚及地主阶级的支持。正是由于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的质变，大顺政权才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所扼杀。
在军事部署上，也突出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彻底覆灭。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应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
事实却完全相反，历史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而大批主力部队却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兵力及其分散。这种部属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
白旺七万之众完全可以牵制住左良玉部，战争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本应调到北京地区，李自成计不出此，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轻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出来。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河北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唯独在山海关一带没有派遣嫡系大将去镇守。他的着眼点仅限于招降撤入关内的吴三桂、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而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却置之度外。
从他下令被招降的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远征四川来看，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到清廷入主中原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这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
大顺政权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争取官绅阶级的封建化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典型例子就是转而降清的吴三桂。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短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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