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是我国先秦兵家的重要著作。相传为战国时吴起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吴起兵法》一卷。”宋代目录著录为《吴子》。清代以来,姚鼐、姚际恒、章炳麟和郭沫若等都认为该书是后人之伪作。近年有的学者认为,传世的《吴子》是战国时《吴起兵法》(或称《吴起》)留传下来的部分内容。它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历代多次整理,直至北宋元丰年间才定型为今本。《吴子》现存版本较多,著名的丛书中都有收入,如四库全书、平津馆丛书、长恩书室丛书、半亩园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诸子集成和四部备要等,但大多源于北宋元丰年间编订的《武经七书》本。此外,还有《孙子》或《司马法》合刊本和单行本,如光绪十五年 (1889)浙江书局刊本《孙吴司马法》(孙星衍辑)、菊坡精舍刻本和1935年9月上海大众石印本等。
吴起(约前440—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战国前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政治家、军事家,历任鲁国将军、魏国大将,善用兵,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郡守。文侯死后,吴起遭到陷害,逃奔至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推行 “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废公族疏远者”、“捐不急之官”等措施,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扩大了楚的疆域。吴起不仅善用兵、料敌制胜,而且善治军、重赏罚,取信于民,史称其“爱兵如子”,能与士卒分劳苦,甚至亲吮士卒之疽毒,以换取士卒的“感恩”报效。因而,他治理训练的军队,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特别是由他主持建立的魏国常备兵“武卒”,经过严格地考核、挑选,十分精锐。魏国依靠这支常备军在战国初年曾一度强大。吴起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并予以系统地阐述。据史载,吴起留有《兵法》之外,还曾撰有《吴起玉帐阴符》3卷,《吴起教战法》等兵书,均已失传。
今本 《吴子》共6篇,篇目分别为 《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计约4.800余字。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它用吴起与魏文侯的问答形式,从战争观、作战思想、指挥艺术和建军治兵方法等方面,揭示了吴起的军事思想,同时也反映出战国时期社会激烈变动的若干特点。
在战争观方面,《吴子》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它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由此还将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吴子》认为“禁暴救乱曰义,悖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对待这些不同性质的战争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方略,“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这些论点虽不乏片面之处,但在古代确是独到的见解,表明古人对战争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比《孙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战争理论体系。
《吴子》主张维护其所谓“正义”的战争,同时又主张战争应适应社会变革的趋势,即“合道”、“合义”,军事与政治二者不可偏废,并认识到两者内在的联系,明确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谓“文德”,即统治阶级的政治。《吴子》将其概括为 “四德”:“道”、“义”、“谋”、“要”,认为“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要以此“四德”治国治军,“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的一致性,只有“和”才能从事战争并取得胜利。可以说,“文德”“武备”并重的主张,是《吴子》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阐述于《图国》篇,并贯穿于全书之中。
在作战指挥艺术方面,《吴子》强调战备,慎战、料敌、择机等要领。提出 “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只有提高警惕,加强战争准备,才可能抑制战争。战争爆发后,也不可好战而盲目地从事战争,必须对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情风俗和文化等条件作基本考察,尤其要对敌军的素质、阵法特点诸方面的优劣情况,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才能制定出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作战原则。《吴子》的作者在战争实践中还总结、提炼出可以 “击之勿疑”的8种情况,“避之勿疑”的6种情况以及“可击之道”的13种情况。详细论列了选择战机的问题,比《孙子·相敌》篇中列举敌军在战场上出现的三十多种现象,归纳得更为科学。此外,《吴子》在料敌的基础上,提出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和“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等作战原则,对于今天的战争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吴子》还特别强调审时度势、以地利制敌和随机应变的战法。如敌众我寡,就应 “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指出 “以一当十,莫善于厄,以十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只有利用狭小险阻的地形条件,才能凭险以寡击众、截击强敌于厄路之间,出奇致胜。又如对于占有有利地形、工事坚固、粮饷充裕而难于与之长期相持之敌,则宜实施车、骑、步兵协同作战、分进合击、使敌“莫知所加”,然后以攻坚战配合偷袭的战法取胜。这就是所谓以我之变,迫敌就范的“击强之道”。可见,该书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和机动作战的原则,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此外,《吴子》还指出了以快应变、先机制敌、设伏应变、为奇制敌、待敌之变、以变胜敌等多种作战方法。这些内容多阐述于《料敌》 与 《应变》两篇之中。
在治军思想方面,《吴子》重视军队素质,提出兵“不在寡众,而在于精,以治为胜”的主张。认为治军关键在于法令明、赏罚信,同时要进行严格训练。在练兵的内容、方式、方法和要求上,《吴子》提出按照士兵具体条件分别使用不同的兵器,按不同编制装备进行军队编组,按不同编组进行训练,使 “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弱者给厮养,勇者持金鼓,智者为谋主。”反映了战国时新出现的铁兵器和远射兵器在战争中的运用。它还主张“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重点传授与互教互学相结合的训练方法,对后世练兵方式有很深的影响。
《吴子》还特别重视将领的素质,认为为将的标准是 “总文武”、“兼刚柔”。将领必须具备 “五慎”: 有“治众如治寡”的治军才能为“理”;有 “出门如见敌”的敌情观念为 “备”;有 “临敌不怀生”的献身精神为“果”; 有 “虽克如始战”的谨慎态度为 “戒”; 有 “法令省而不烦”的管理本领为 “约”。同时,将领还应把握 “四机”: 即 “气机” (士气)、“地机” (地形)、“事机”(谋略)、“力机”(战斗力)。而作为 “良将”,则更应有 “威”、“德”、“仁”、“勇”的条件,才能做到发号施令“下不敢犯”,指挥作战“寇不敢敌”。这些内容多在 《治兵》、《论将》、《励士》等篇中阐述。
《吴子》很早就与《孙子兵法》齐名。《韩非子·五蠹》: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而《吴子》对战争性质的初步分析、治军原则和一些战略战术思想,除仍具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外,又在《孙子》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该书在北宋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将校所必读的武学教科书,颇受重视。从唐代起,《吴子》就流传于海外,现已译成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古代研究 《吴子》的著述多为文字训诂和诠解之作。主要有配合 《武经七书》而编写的宋施子美 《讲义》、明刘寅 《直解》、清朱墉 《汇解》,在学术界影响较大。此外,黄榜的 《考注》、李清的 《集注》、沈际飞的 《合笺》、李樗的注本、王士骐的评释本等不一一具论。民国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学术界在继续注释的基础上,又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高文等的《 〈吴子〉 真伪考》 (载于 《开封师院学报》1977年第5期)及《〈吴子〉考补证》(载于《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主要就《吴子》是否伪书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工作。专门研究《吴子》军事思想的论著有徐勇等《〈吴子兵法〉及其军事思想》(载于《思想战线》1987年第3期)、吴如嵩 《论 〈吴子〉 的军事思想》 (载于《军事史林》1987年第6期)等。李硕之、王式金合著《吴子浅说》则是一部系统研究《吴子》及其作者的专著,内容丰富,通俗易懂,可供各层次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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