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魏忠贤一直被定义为一个坏种，一个奸臣，那么这样一个人死了，为什么大明反而垮了呢?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这背后的原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寒风凛冽的紫禁城中，崇祯皇帝朱由检一筹莫展，他时而训斥众臣都是酒囊饭袋，时而敲响皇宫的大鼓试图召集亲随。
在他的皇宫之外，是李自成率领的20万大军。
他们已经攻破了京城的不少城门，皇帝的宫廷在猛烈的攻势下摇摇欲坠。
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多少人追随崇祯皇帝。
眼看李自成大军破城在即，明朝气数已尽，王承恩与崇祯皇帝回想往事，不禁感慨万千。
崇祯皇帝还在抱怨“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之类无能狂怒地发泄。
王承恩却想得更多，他似乎想起了魏忠贤，便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那么，崇祯把魏忠贤一杀，为何大明朝就垮了?而魏忠贤为何在王承恩心中留下如此高的评价呢?
“九千岁”其人
一切的源头，还要从权宦魏忠贤说起。
魏忠贤，本名魏四，1568年生于直隶沧州的贫困之家。
魏四年少时便是流氓混混一个，懂得骑马射箭之事，迷恋赌博，青楼和饮酒。
后来因为赌债相逼，魏忠贤不得已，又想到太监在娱乐场所出手阔绰，便去报名当了太监，净身入宫。
魏忠贤入宫后，辗转分配到东宫，得到了侍奉皇孙朱由校的机会。
在这里，他认识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与之成为对食，又时常引诱朱由校沉溺游玩和木工之中，颇受朱由校的宠爱。
1620年，由于泰昌皇帝猝死，朱由校迅速接掌皇位，是为天启皇帝。
天启皇帝和历代帝王一样，对服侍、照顾过自己的旧人大有提拔。
因此，魏四被天启帝赐名“忠贤”，拜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后世常有人以为天启帝重用魏忠贤，是因为他沉迷于木工技艺，耽误国政。
而魏忠贤故意在此时规劝，皇帝觉得烦才放权给他。
实际上，这种说法禁不起推敲。
天启帝和明朝其它皇帝一样，之所以重用太监，是因为太监是无根无家之人。
其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能够在制衡，监视朝堂士大夫，边地军人中发挥作用。
这也正是明朝太监为何能深入到经济、军事、行政、特务领域的原因。
皇帝相信太监的忠诚，尤其是魏忠贤这种在自己未登基之前就服侍过自己的太监，在皇帝看来更为可靠。
因此，提拔魏忠贤对于天启帝来说，是很正常的行为。
魏忠贤担任的这个秉笔太监，虽然不是宦官中品级最高的。
但由于他的上司掌印太监王体乾对他百依百顺，是个傀儡。
他又掌握了管理东厂，锦衣卫的权力，因此魏忠贤实际上成为了内宫中的话事人。
魏忠贤受天启帝重用后，高举屠刀，砍向了东林党人的头上。
当时，明朝文臣中，朋党之争严重。
以江南士大夫为主力的东林党人，因为在万历晚年和泰昌时期支持泰昌帝和天启帝，得以因“从龙之功”得到重用。
东林党人赵南星，叶向高等都受到重用，排挤齐党、浙党、楚党这些派系的士人，天启帝也感到东林党势力太大，尾大不掉。
而魏忠贤这些人，就是天启帝压制东林党势力的打手。
魏忠贤一面拉拢失势的齐楚浙党士人，组成“阉党”，一面在皇帝的纵容下，炮制冤狱，关闭各地书院，罗织罪名陷害东林党人。
1622年，后金努尔哈赤在广宁之战中大败明朝，全取辽东之地，辽东经略熊廷弼因此下狱。
两年后，由于熊廷弼无钱贿赂阉党，再加上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纷纷给熊廷弼上书鸣冤，还指责阉党的过失。
魏忠贤因此施加压力，将熊廷弼处死。
魏忠贤又令人做《点将录》，《天鉴录》等，大兴罗织之道，搜捕东林党人，将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拷打致死。
1626年，魏忠贤又害死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党名士。
一时之间，东林党在北方几乎绝迹，庙堂之上遍布阉党。
魏忠贤权势滔天，人称“九千岁”，在民间广收义子义孙。
不少地方官员对其行三叩九拜的大礼，向其献上金钱美女，极尽谄媚之能。
在一些地方，阉党的官员甚至给魏忠贤建了生祠祭拜。
比如，浙江巡抚潘如祯在西湖一带给魏忠贤建生祠，还得到了天启帝御赐的牌匾。
辽东巡抚袁崇焕也讨好魏忠贤，为其立生祠。
魏忠贤出入仪仗，奢华用度比亲王还要高级。
对于魏忠贤的举止，天启皇帝总体上是比较满意的。
他在天启五年赐魏忠贤“顾命元臣”的大印，给魏忠贤的生祠题字，以及在众臣弹劾魏忠贤的时候屡次保护都在表明，他是支持魏忠贤的。
天启皇帝支持魏忠贤的行为，不仅打击了士大夫文官，提高了皇权，也给自己的内帑带来了不少收入。
毕竟，魏忠贤在打击东林党的同时，向江南、湘楚之地征收矿盐杂税，又想尽办法发起“黄山旧案”等事件，榨取徽商和江南士绅财富。
而这些榨取的财富，的确有很多进了府库和皇帝的内帑，缓解了晚明财政困难的压力。
在天启帝看来，魏忠贤是个好奴仆，是人如其名的“又忠又贤”，能遏制文官，还能捞钱，又对自己忠心。
而士大夫们的行为准则受到儒家礼仪的影响，以及自身朋党，地区利益的影响，并不是皇帝的家奴，不好控制。
当天启帝于1627年病重时，无子继位的他知道命不久矣，将皇位传给了兄弟朱由检。
他一面对朱由检充满希望，说：“吾弟当为尧舜”，认为朱由检未来会成为一代英主，一面又告诉他“忠贤宜委用”。
随后又告诉众臣:“忠贤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他满怀希望地想要兄弟继续重用魏忠贤，中兴明朝。
然而，新皇帝自有独到的想法，魏忠贤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朱由检是如何玩垮明朝的?
朱由检登基后，是为崇祯皇帝。
朱由检时年16岁，身边聚拢了不少东林党人。
他对魏忠贤没有什么好感，早就想将他铲除。
1627年8月，嘉兴的一个贡生上书陈说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在朝堂上公开流传。
魏忠贤顿感大势已去，面如土色。
要知道，在天启帝还在的时候，敢弹劾魏忠贤的人不多。
就算有，也一定会被天启帝雪藏。
如今，一个没有官职的贡生都能在朝堂公开他的罪状，说明他已经失势，皇帝也不想再用他了。
果不其然，十大罪状发出的3个月后，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守坟。
途经衡水阜城时，魏忠贤听说皇帝要派锦衣卫抓他下狱重审。
对于锦衣卫和东厂的酷刑，以及先前不少宦官前辈失势后的折磨，魏忠贤恐惧不已，干脆自缢而亡。
后来，魏忠贤被抄家灭门，其尸体也被处以凌迟之刑。
就这样，魏忠贤和他的阉党集团被消灭了，东林党人再次得势，朝堂之上再也没有力量制衡这些文官。
即便是后来崇祯皇帝又开始任用宦官，也达不到约束文官的能力，而这也让他在日后处理军国大阵时犯了不少错误。
崇祯皇帝在东林党人的鼓动下，废弃了天启朝时对南方的不少矿盐，工商杂税，而重新把农业税收当成财政支柱，让农民生存环境更加糟糕。
天启末年，明朝西北地区就已经发生了大范围的天灾，人民又因为征讨满清的“辽饷”极度贫困。
到了崇祯年间，西北一带已经是农民起义星火燎原，东南一带也出现了奴仆，佃农的逃亡和起义。
而崇祯皇帝却因为无法制衡朝堂文官，无法向真正有钱有粮的大地主和富户收税，只能继续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使得农民不得不逃亡，起义。
1627年，陕西饥民王二聚众攻澄县，明末农民战争正式爆发。
随后三年时间里，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也纷纷起兵反明，兵锋遍布陕甘晋豫。
等到1633年，崇祯继位第六年的时候，各路义军已经拥有36营，兵力超过20万，明朝屡次派遣军队镇压，都不能彻底平息。
威胁不仅来自农民起义，还有来自满清皇太极集团的挑战。
崇祯皇帝继位的第三年，清军便通过蒙古之地，绕道长城，攻入京畿重地，兵锋直抵京师。
此后，崇祯又接连发起5次入塞，多次击破明军防御。
击杀包括帝师孙承宗、鲁王朱以派、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内的多名将领，高官、宗室等等，掠得人口、牲口、财富无数，给明朝的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
而崇祯皇帝既没有办法给军队发足饷银，也没有能力压制文官对武将不切实际的弹劾、施压。
比如，在1638年清军入塞时，宣大总督卢象升厉兵秣马，防范清军。
文官集团中却屡次抽调其精锐，只给他留了五千能用的弱兵，还命他强行率军抵御清军，不给补给。
最终，卢象升力战而死，而崇祯皇帝和众文官却以为卢象升没有战死，是投敌或逃跑了，在其阵亡三个月后才收尸，连抚恤都没有。
不仅如此，崇祯皇帝还是个做了事爱甩锅，不能担责任的人。
比如，崇祯皇帝曾打算和满清商谈议和之事，通过与皇太极议和，解决边境问题，省下巨额辽饷。
他在1642年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密谈，准许他负责与满清的和议。
结果后来事泄，被京师的文官们知道了。
他们非常生气，纷纷弹劾陈新甲，恨不得将其处死。
毕竟，在明朝的文官们看来，不管是什么形势也不能和敌人和谈，这样违背了纲常。
而崇祯皇帝面对文臣们的弹劾，毫无应对之策，主动卖了陈新甲，指责是陈新甲自己要“媾和卖国”。
最终，陈新甲被下狱，没过多久就被文官们翻旧账，以丢失城寨土地的名义斩杀。
而在这些错误和文官在镇压农民起义，抵御满清入寇的影响下，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偏激，信不过官员和将领，想要亲手操纵战争，引发了更严重的失败。
比如，在1639年到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明朝以蓟辽总督洪承畴为统帅，集结九边精兵13万救援锦州，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将清军打残。
洪承畴多次表示，一定要等到精兵到齐，训练好了，钱粮充足的时候出击才有胜算。
结果文官们觉得洪承畴是故意不进军，有意拖延，纷纷弹劾洪承畴，崇祯皇帝也接连发话要洪承畴出兵。
洪承畴不得已，率军出征，最终被皇太极围困，13万九边精兵全军覆没，明朝丧失了最后一支能与清军争锋的精锐。
而孙传庭的遭遇更为典型，可以从中更好的看到，崇祯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灾难性决策到底有多坑。
孙传庭是一位文武双全之才，曾生擒闯王高迎祥，在与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立了不少战功。
结果，在1639年清军第5次入塞期间，孙传庭主张调陕西精兵阻断清军归路，朝廷不听。
崇祯皇帝又让孙传庭去保定当总督，孙传庭知道去保定也收拾不了烂摊子，再遭遇清军南下也是白忙活，就推辞不去。
结果崇祯皇帝大怒，将孙传庭免官下狱。
直到三年后，李自成围开封，明朝疲于奔命，崇祯帝这才想起孙传庭，讲他派到陕西担任总督。
孙传庭去陕西后，训练军队，恢复生产，颇有成色。
结果崇祯皇帝又在1643年不顾实际情况，要求孙传庭出潼关，剿灭在河南活跃的李自成。
孙传庭再三上书说军队还要继续训练，粮草兵器都不足。
兵部侍郎兵部侍郎张凤翔也劝崇祯皇帝：“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结果崇祯皇帝不听，催促孙传庭尽快出兵。
孙传庭无可奈何，说:“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最终，孙传庭被迫出关，在当年九月兵败郏县，大军损失殆尽。
李自成趁势克潼关，孙传庭一路溃退，最终战死。
而崇祯皇帝听说孙传庭死讯后，第一反应居然是认为孙传庭故意诈死潜逃，因此没有给他追赠。(孙的追赠是清朝定的)
而在天启帝和魏忠贤执政时，打仗绝不会急于催促将领，东林党文官们也不可能像崇祯时代那样肆无忌惮。
煤山自缢
1643年，李自成击败孙传庭，敲响了崇祯皇帝的丧钟。
这一年年末，李自成攻克西安，平定全陕，又派大将贺锦，辛思忠攻取青海、甘肃之地，尽有西北，称帝建国。
随后李自成迫不及待，率军20万，号称50万，向京师进军。
大军所到之处，明朝守将或逃或降，平阳、太原、大同、宣府等重镇很快就被拿下。
而此时的明朝，京师守备空虚，人人畏战。
眼看大敌当前，崇祯皇帝希望文臣们赶紧捐点银子犒劳守军，救救大明，结果文官们纷却纷哭穷卖惨。
内阁首辅魏藻德喊穷，只捐了500两，崇祯皇帝的岳父周奎只给了3000多两。
而后来李自成拷问京师旧官时，魏藻德被搜出了4万多两，周奎家也有52万两。
有此二人做榜样，京师的文官们大多也是抠抠搜搜，气得崇祯皇帝只好找宦官捐款。
相比文官，太监作为皇帝家奴，确实捐的更多。
太监王之心捐了1万两，曹化淳、王永祚各捐了3万两和5万两，比文官给的多了不少。
由此可见，此时的崇祯皇帝已经被文官们彻底抛弃，而围在他身边的也只有宦官。
最终，在李自成大军的围攻下，他放弃了垂死挣扎，在亲手诛杀妃嫔、公主之后，在煤山的树下自缢而亡。
总而言之，崇祯皇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是一个没有责任心，又不讲信用、贪权无能的皇帝。
他完全制不住手下的这帮文臣，后来就连武将也渐渐无力控制。
有意思的是，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纷争，并没有随着崇祯皇帝的死亡而结束。
当弘光皇帝在南京建立南明之后，东林党人为主的文臣集团又一次和阉党的马士英，阮大铖等内讧。
结果清军发兵南下，不费吹灰之力便平定江南，擒杀弘光。
可以说，失去魏忠贤，让崇祯皇帝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权宦，而是让崇祯皇帝制约文官集团的一方势力。
以崇祯皇帝的政治手腕和眼光，没有魏忠贤这种势力的帮助，就只能一错再错，输光全局。
而这，或许就是王承恩说出那句“忠贤若在”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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